2010年4月29日

广州房地产调控收回三地王 一开发商被罚4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9日 04:28  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严翠 发自深圳

  广州又刮起了一阵房地产调控“旋风”。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近日宣布,由于开发商未按时交纳土地出让金,撤销三幅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并对开发商处以相应的罚款,其中 视频:广州三地王被收回 共罚没5.5亿土地出让金 媒体来源:广东电视台《广东早晨》 深圳鸿荣源集团被罚款数额最高,达4亿元。

  根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公告,穗挂出[2007]第33号、穗挂出[2007]第61号、穗挂出[2008]第2号《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已经解除,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已经被注销,这三幅地块分别为天河绢麻厂“地王”、金沙洲B3702A06地块、番禺中心城区南区一地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上述三幅地块都是开发商在2007年底2008年初房地产火爆的时候拿下的。其中天河绢麻厂“地王”于2008年以41亿元被拍下,楼面地价13016元/平方米;金沙洲B3702A06地块由深圳鸿荣源地产在2007年以21亿元拿下,楼面地价高达7935元/平方米;番禺中心城区南区地块则是由合生创展的子公司广州艺景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在2007年拍得。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述三幅地块均未缴齐土地出让金,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规定,对其处罚不仅仅是收地的问题,还需要罚款。天河绢麻厂“地王”被没收土地出让金1.3亿元,金沙洲 “地王”没收土地出让金4亿元,番禺中心城区南区一幅地块也被罚2170万元。

  深圳鸿荣源集团为深圳知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曾在深圳成功开发过御景台、丽景城、雅豪轩、雅景居、熙龙湾、公园大地等知名楼盘。2007年,为了实现借壳上市,鸿荣源大举高价拿地,仅仅上述被罚款的金沙洲B3702A06地块总价就相当于该公司当年全年销售的回笼资金。然而,2008年市场急转,鸿荣源借壳失败,之后曾表示将在2年内处理掉市值低于账面值的土地储备,并隐晦地透露暂时不会启动金沙洲项目。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广州市就加大了对闲置土地和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查处力度,开发区“地王”、番禺沙湾水道“地王”均被先后收回。

  对此,房地产专家吴定金预测,短期内广州可能难以再现地王,但从长期来看,只要市场需求存在,开发商热情依旧,那么地王仍然可能出现。与此同时,4月27日,房产新政后广州首场土地拍卖会遇冷,整个拍卖会只有一家企业参加,最终广东电网以4.9023亿元底价拿下了琶洲A区A12商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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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稀有金属暗战:中国一年出口额达40亿美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9日 06:30  时代周报
中日稀有金属暗战:中国一年出口额达40亿美元
玻维亚西乌尤尼盐滩发现一座巨大的锂矿,锂是多国需要的战略资源。

  时代周报记者  葛传红

  4月25日,日本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部发布了《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报告草案,声明日本将在中日存在争议的海域正式开始调查含有众多稀有金属的“海底热水矿床”,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稀有金属的产业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面积第6大的日本“海洋专属经济区”,并打开通往“海洋资源大国”的道路。针对日本方面的举动,分析人士指出,草案中提到的调查稀有金属及其开采,跟中国此前出台的禁止稀有资源出口有关。日本政府的目的是想减少对中国稀有资源的严重依赖。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丁明华指出,这些稀有金属广泛地运用于电池、汽车、电脑等生产领域,是日本“绿色经济”的支柱,“如果进口得不到保证,日本的高科技产业无疑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在丁博士看来,“中日之间一场新的‘资源战争’正在到来”。

  日本担心受制于中国

  众所周知,日本是金属矿物资源小国,却是稀有金属消费大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现在需要种类包括铬、钴、铂等30多种稀有金属,以满足自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此外,稀有金属还被广泛用于汽车,家电和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

  然而,日本的所有稀有金属目前基本依靠进口,而世界上稀有金属的生产大国主要是南非、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家。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属独立法人“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发表的统计数据,2009年日本消费的镍金属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15%、锰的消费量占到了5.7%、铬的消费量占到了3.7%。此外,据资料显示,日本每年消费总量90%的钨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生产70%的铟也出口到日本。

  “显然,日本的需求量很大,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急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稀有金属的价格高涨,”明华博士指出。在他看来,“这导致了日本极大的不安,因此日本觉得必须将稀有金属的稳定来源问题提高到战略层次”。

  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并于1983年建立了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和基地,规定国家和部分有关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

  2006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规划”,该规划由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认为除了储备原来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储备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质,还将储备铂、铟以及稀土等稀有金属也列入其中。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家电产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致使稀有金属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幅上升,为了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日渐调整了过去的出口政策,开始对稀有金属的出口进行控制。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中国大幅度减少了稀有金属的出口,致使稀有金属的国际市场价格急剧攀升。其中,液晶电视发光电极(导光板)的主要原材料—铟,价格更上扬至540美元/公斤,较2009年11月价格上涨接近20%,创下最近数年来的最高纪录。

  对此,丁明华博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业界人士认为,稀有金属多数掌握在中国手里,如果不及早储备相当数量的铟和锂,日本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制于中国”。

  事关国家安全战略问题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稀有金属及制品出口近100多种,累计出口额为40.69亿美元;累计进口额为23.8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6.89亿美元,重要的稀有金属对日、美出口量均居前列。据资料显示,中国是一个稀有金属储藏丰富的大国:

  铟:储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应量80%。主要用于平板显示器、合金、半导体数据传输、航天产品制造。 

  钨:储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应量的为85%。主要用于硬质合金、特种钢等产品,并被广泛用于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信息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牙齿”。

  钼:储量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供应量的24%。用于炼制各类合金钢、不锈钢、耐热钢、超级合金,在军事工业中应用广泛,被称作“战争金属”。

  稀土:中国储量居世界第一,供应量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用于制造复合材料,镁、铝、钛等合金材料,被形象地比喻为“工业味精”。

  锗:储量居世界第一,产量占全球的50%。主要用于夜视仪、热成像仪、石油产品催化剂、太阳能电池等生产,并被广泛用于光纤通讯领域。

  此外,钽、锶、 锑、镉、铱、铋、铑、钛、镍、锆、铬、钴等及镍铬、镍铬硅、镍铝、钛铝、铁镍等也储量丰富。

  对此,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金属和矿产商品部副主任孙立会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应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资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孙立会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安全已成为新世纪(47.01,-2.07,-4.22%)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然而,当中国开始改变稀有金属廉价出口战略的时候,却引来了美国和日本的大力反对。日本国际未来科学研究所的代表浜田和幸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拥有世界稀有金属资源的88%,掐住了日美的咽喉,日本和美国没有这些稀有金属,就无法制造精密的制导武器。”

  不过,在兰州大学蒙慧和孙艳伟两位学者看来,稀有金属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涉及资源安全问题,还涉及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因此,两位学者认为,“将中日稀有金属冲突表述为国家战略问题,也许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

  与此同时,两位学者还认为,中日稀有金属贸易冲突也会使两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能源竞争,到目前为止,这场竞争已经从东海油气田扩散到了俄罗斯、伊朗、南美和非洲,而中日稀有金属贸易冲突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态势。

  中日关系可能受冲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日本的《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报告还将确认对中日敏感海域的开发,而日本媒体也普遍认为“这必将对中日关系构成新的冲击,因为在争议海域两国一直都没有达成协议”。

  据报道,稀有金属在陆地上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非和俄罗斯等国,但海底的稀有金属则被认为广泛分布在日本近海。因此,在此次的报告草案中,日本政府决心准备着手推进相关调查和技术开发,以实现日本稀有金属的产业化。

  据报告草案显示,在日本近海海底蕴藏着大量的稀有金属资源。为此,日方将要勘探的目标海域面积高达34万平方公里,其中将在2015年底前勘探钓鱼岛附近海域。

  针对这一计划,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国一直不承认“日中中间线”,因此“日本在实现稀有金属产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中国发生摩擦”。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是,东海海域最宽处只有360海里,中日的专属经济区部分重叠。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中国认为东海大陆架应向东延至冲绳海槽,但日本却坚持采用中间线进行划分。结果中日之间虽然已经经过了多轮谈判,但进展甚微。

  对此,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丁明华博士指出,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似乎已经无法妥协,毕竟事关领土主权问题。“因此,资源冲突问题即将到来,它不仅将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同时也必将影响东亚整个地区的稳定,甚至对澳大利亚都可能构成冲击”。

  而兰州大学的蒙慧和孙艳伟两位学者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稀有金属贸易冲突必将对两国的战略互信产生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无疑将为刚刚回暖的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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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潜规则:160多座国内机场盈利不超过10家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9日 16:43  《商界》杂志

  160多座国内机场,盈利的不超过10家,这个“块头吓人”、表面光鲜的行业背后,究竟有多少“台面下的事儿”?

  机场潜规则

  文/本刊记者 樊力

  从“我们抱歉地通知”说起

  “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家了!”尽管已是凌晨5点,2010年3月20日,张先生还是忍不住上网发帖,以泄心中愤怒。

  张先生购买的是三亚飞往武汉的机票,航班号MU2520,起飞时间为18日23时55分。当晚,他和100多名乘客等候在候机厅,早过了登机时间仍不见工作人员安排登机。大约半小时后,三亚凤凰机场广播通知:“由于流量控制,飞机晚点,登机时间待定。”这一“待定”又是两个多小时。

  19日凌晨2时许,飞机终于来了,但只有部分乘客登机,其余的90多名乘客高呼要向航空公司讨说法!殊不知,说法没讨到,MU2520却起飞了。无奈的乘客只好坐在候机厅熬了整整一个通宵。

  “甩客!”甚至有乘客网上发帖称,飞机晚点并非流量控制,而是这架由三亚飞往武汉的飞机先转到了深圳,其目的是多带点人,节约运营成本。对此,航空公司则有另外的说法,当时情况混乱,乘客们不听解释,他们也没办法。第二天他们进行了200元/人的赔付,同时也安排了滞留旅客的返程航班。

  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我们无从判断。但记者在中国民航局的官方网站上看到,2010年1月,我国主要航空公司共执行航班141046班,平均航班正常率仅为78.98%。而导致航班不正常的主要因素中,天气因素占22.95%,流控原因占21.92%,其他原因占12.7%,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则占42.43%。

  数据最有发言权。

  为保障乘客安全,航班避开恶劣天气起降无可厚非。但当“我们抱歉地通知”在机场频频响起,当天气原因与流量控制近乎成了所有航班晚点的“挡箭牌”时,航空公司的公信力早已丧失殆尽。那么,谁又该为此埋单?

  纸毕竟是包不住火的。2008年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14个航班“闹情绪”,在飞抵目的地上空后竟突然拉升,全部返航。奇怪的是,东航云南分公司却做出了“天气原因”的解释。4月1日,该公司又有3个航班返航。4月5日,东航致歉,但仍一口咬定返航缘于“天气原因”。

  与之同时,媒体呈明显舆情控制迹象。却有飞行员私下透露,返航是他们为了向公司争取待遇。随即,国家民航局工作组开始调查。翌日,航空公司终于松口,公开承认这一事件中存在“人为因素”。

  这便是喧嚣一时的东航“返航门”。“明明内部管理出了问题,却一次次用‘风切变、低空扰流’等行话试图蒙混过关,可现在的乘客早不是几年前的乘客了!”西部某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实上,围绕“航班延误”,消费者的知情权至少遭遇了三个潜规则。

  一是“三十分钟原则”。按民航总局要求,航班延误后各航空公司应每隔30分钟通报一次情况。但目前的普遍情况是,延误初期消费者还能得到“职业化”的道歉和提示,一旦时间长了,航空公司值机人员往往习惯性“失踪”,甚至航班已取消、旅客仍不知情的荒唐事屡有发生。

  二是赔付原则。早在2004年6月,民航总局便出台了《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标准分为两种,一是延误4小时以上、8小时以下,二是延误超过8小时以上。对于这两种情况,航空公司要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方式可通过现金、购票折扣和返还里程等方式予以兑现。

  可目前的情况是,只有深航一家有明确的现金补偿标准。但本刊记者曾经历过深航沈阳飞重庆的航班从下午1点多一直延误到晚上9点才起飞,但却无人出面接洽赔偿事宜。有标准的深航尚且如此,其它持观望态度的航空公司其服务更是可想而知。“因为如果真要赔起来,不知道要赔多少!”与之相比,国外航空公司则规定,延误4小时以上会按票面的30%~50%赔偿,超过10个小时,一般都会给予100%赔偿。

  三是航空公司与机场地勤间的“默契配合”。一旦遇上旅客因误点闹事,往往会由地勤先出面解决,“当然,结局肯定是直接被骂。”若事态升级,航空公司的方案则是率先解决乘客中的“钉子户”。“毕竟乘客之间相互不认识,把那些声音大的先按平,事情就闹不起来了。”

  名为战略伙伴,实则暗地较劲

  李先生很郁闷,每次出差他往往选择票价便宜的民营航空公司,可票价虽低,自己在机场却累得半死。走了半天好不容易在候机楼角落里找到了登机口,结果十有八九还会被安排坐一段摆渡车。

  “其实机场和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像车站和客车老板,或者说机场就相当于一座批发市场,航空公司就相当于市场里的商贩。”名为战略合作伙伴,实则为了利益暗地较劲。目前,拖欠机场费用已成各大航空公司的惯常做法,所以机场在安排登机口、排定各航空公司起飞顺序时难免会嫌贫爱富,优先保证大客户利益。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共有民用机场160多座,但真正实现盈利的不足10座。至于原因,一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机场建设时贪大求全,从不考虑收益与成本;其二,机场的主营业务本应来自向航空公司出售服务,未料客户们普遍日子难过。“主营业务不济费用收不上来,只好抬高机场商铺租金,墙内损失墙外补,最终导致机场物价居高不下。”

  此外,还有读者向记者提出质疑,乘客携带酒水,不能通过安检关,但为何候机厅商铺却摆着酒水公开出售?此外,联通、移动等在机场的候机厅设有贵宾室,这些所谓的VIP乘客可以到起飞的最后十分钟登机,其他乘客却要提前半小时。“这难道不是消费歧视吗?联动、移动每年向各地机场缴纳费用,机场就可为其大开绿灯了?”

  那么,作为机场的主营业务,来自航空公司的收益究竟如何?

  当前,航空公司每年应向机场缴纳的费用包括安检费、停场费、夜航灯光费等18种,其中占主要部分的则是起降费。一架飞机起降要向机场缴纳多少钱?根据《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假设一架载客400人、起飞全重300吨的国内航班降落到上海浦东机场,次日上午再次起飞,按照内地航班相关收费标准,对飞机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安检费等进行累加之后,航空公司需向机场缴纳的费用为25000元。

  “换言之,飞机起降越多,机场的收益便越大。只是航空公司并非以现金结算,根据与机场签订的协议,其往往有一个月的账期。到了月初或者月末结算时,航空公司会以各种借口拖延。”

  并且,民航业有着这样一个怪圈:航空公司的规模越大,拖欠机场费用的数额越多。“不过碍于三大航空集团(国航、南航、东航)的国资背景,行业内通常会拿民营航空或者地方航空公司‘开刀’,以达到追讨费用杀一儆百的效果。”那么,“块头吓人”的航空公司何以或者说怎敢“欠债不还”?

  其一,目前国内航空公司的成本结构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可控成本,大约占20%,包括员工工资、福利等;另外的是刚性成本,大概占80%,包括航油、机场起降费,民航基建基金,机票销售和机务维修等。目前航空业遭遇了需求放缓和成本上升双重压力,个别航空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上的期货头寸亏损严重,内外交困中,拖欠应付款相当于使用无息贷款。

  更何况“欠债的是大爷”,航空公司作为机场的衣食父母,机场为了让其多开航线、加密航班以赚取更多“起降费”,不愿与航空公司把关系搞僵。双方僵持不下时,航空公司往往趁机要求对方打折。

  其二,航空公司的债主也远非机场一家,其拖欠财政部的基建基金,中航油的油费,中航信的系统使用费,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情况。债多了脸皮也厚了,更何况对手们都在这样做。

  其三,在中国的民航历史上,民航管理局、航空公司、油料公司、机场曾经是“一家亲”,直到2002年民航业体制改革后,才逐渐分属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而机场属地化管理后,被各个地方政府接管;航空公司也成为了独立运营的企业主体,归民航总局管理。东家不同,自然不相为谋。

  于是,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型枢纽机场外,国内其他机场同航空公司在航权、定价权的对话中普遍缺乏底气。这也导致了各地机场看似光鲜实则艰难的经营处境。

  台面下的事儿

  无疑,在航空公司和机场间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利益博弈中,最受伤的还是乘客。为了扭亏止血势必开源节流,由此也导致了一系列让人唏嘘不已的“台面下的事儿”。

  2009年初,某航空公司在西部某机场的数十位地勤突然罢工,四五架飞机抵达机场却无人“伺候”,乘客们到了登机口却无人检票,场面混乱,怨声一片。

  至于罢工原因,则是因为机场未能实现同工同酬,大量合同工“愤怒了”。

  原来,我国机场的地勤人员一般而言分为正式工、长期合同工、合同工三类。虽然干的事情差不多,但收入却相差悬殊。“更离谱的是,一般合同工会和机场签订3年的劳动合同,连续签两次便可转为长期合同工,但往往在这部分人工作快满六年时,相关部门便提前安排他们休十天的假,回来后又重新算作一般合同工。”

  眼看事情闹大,该航空公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最后承诺,将一般合同工的工资涨一倍,事态方才消歇。同样的情况在青岛也曾发生过。有人网上发帖称:“正式工干一天休二天,临时工干二天休一天。到了冬天按理说每位员工都应该有取暖费,但是结果呢?只有正式工有。说句良心话,在外场冻得发抖的有几位是正式工?正式工们全都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呢!”

  劳动关系复杂,往往会引起归属权不明,最终导致机场管理不到位,殃及旅客利益。

  曾有某管理专家应邀到首都机场进行企业培训,其在会场上称:“首都机场应该加强服务意识,甚至可以向一些餐饮企业学习,多聘请些服务意识强的外地人。因为面对一些枯燥单调的服务工作,北京人姿态太高了!”

  会场上响起了礼貌的掌声。可临走时,一位经理小声说:“老师,我们首都机场是个小联合国,有二十多个独立单位。更重要的是,很多国内员工都是有关单位介绍进去的,没办法换成农村人啊!”

  该专家当即大“晕”。

  事实上,正是因为身份的尴尬,导致许多合同工在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背后,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关心的,一是如何不犯错,争取有朝一日转为正式工,二是如何在机场有限的资源和规则里,多挣点。

  “按规定,乘客行李超过5公斤,超重的部分会每公斤加收票价的2%,但是在节假日或春运期间,值机柜台的地勤则会劝你买20元的保险,买了保险照常放行。”“原因?”某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值机柜台卖出一张保险他们可以提8毛钱,但如果让乘客补票价,他得不到这笔提成呀!”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机场在与航空公司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在自己的员工和乘客面前,它却有一种店大欺客的“范儿”。

  2009年,西部某城市发生了一起“古董事件”。一名乘客在值机柜台办理托运时,忘了提醒行李中有易碎物品,恰巧值机柜台的地勤也忘问了。最终古董花瓶碎了,顾客心中泣血,拿出鉴定证书说该花瓶价值2000万元,要求索赔。

  “最后双方闹到法庭,机场搬出一系列民航法规条列,说是这些法规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终按每千克20元赔偿。”该乘客欲哭无泪,却也无可奈何只得自认倒霉。

  裁判的无奈

  “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处心积虑打报告要新建机场。”一边是申报新建机场的高烧不退,一边却是机场亏损的报告成堆,这种冷热共存的现象正是中国民航总局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

  目前,长三角16城市的范围内,机场数量已达10个,其密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机场的密度。而2011年前后,广东省的机场数也将达到10家,在珠三角三小时车程的范围内便聚集了7家,空域之紧张,国内罕有。

  “地方政府热衷机场项目,多是为了当地投资环境,但机场建成后的后续问题,他们却考虑得太少。”除开某些西部机场因政策要求允许开建外,决定一个机场建成后能否盈利的关键是吞吐量(客流量)。如果一个机场每年能有200万左右人次的吞吐量,其基本可以坐上盈利的“航班”。可问题在于,能达到每年200万吞吐量的国内城市又有多少呢?

  目前,国内机场的利润来源包括三大块:第一块,技术支持、安全保障。如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气象、保安及消防等服务。第二是为航空公司提供商务服务。如客货运地面服务、飞机加油、机务维修、以及提供联检等。第三块则是提供其他附属商业服务,如少量的商业、餐馆及停车场服务等。

  然而,因为航空公司的欠费问题,三大盈利模块中,机场过于偏重对商铺租金的依赖,这导致“一碗面条要80元”的现象随处可见。一些商户称:“自己也想做量,但是租金起点太高,价格压不下来啊。”甚至有些实力雄厚的品牌商在机场开店根本不是出于营利考虑。“比起在机场买广告牌的费用,不如搞个实体店做做活广告。反正价格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少航班延误中的“人为因素”,民航总局现在会定期公布首都机场离港航班正常率排名的后20位,对航班正常率在50%以下的国内航班也曾进行黄牌警告。打个比方说,如果某航空公司每天中午12点上海飞北京的航班经常延误,就有可能被取消在每天中午12点安排“上海—北京”航班的资格,甚至可能被“逐出”京沪航线。

  这样的行动,好比航空行业里的一声惊雷。“只是此举究竟能掀起来多大波澜,现在还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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