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要想到创造一个通用的国际货币，或重新启用黄金(206,-0.35,-0.17%)，或组建大型货币区。”2000年，“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发表《新千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讲中，谈及当时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时这么说(《蒙代尔文集》第五卷)。
蒙代尔的这个判断在第一个或第三个方向上，似乎正在迎来更多的共识。在4月2日伦敦G20会议召开之前，先是俄罗斯提出“引入超国家储备货币”、“建议考虑现有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担此角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下称《思考》)一文，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笔者以为，周小川行长的文章，是近年来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具建设性的建议，文章从长期、短期两个方向上表达了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解，文章对于我们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以及其中的中国诉求，具有重要意义。
扩大SDR货币篮子
在长期的考量上，《思考》一文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短期，文章认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但SDR本身需要改革，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然后在改革后的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在SDR改革的方向中，《思考》表达了中国的诉求，那就是将中国(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一)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并且可以考虑以GDP为权重因素之一，以寻求中国更大的发言权和地位。
首先要明确的是，目前SDR在1969年创立之后经过了多轮调整。由1974年起，IMF以标准篮形式，组合4种不同的币值计算SDR的价值，而该4种货币和计算比例，则由过去5年不同经济体系的平均出口金额决定。目前，2006年至2010年的4种货币，确定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算比例分别为44%、34%、11%和11%。
也就是说，目前的SDR就是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组成的一揽子货币。《思考》一文提议将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货币纳入货币篮子。该建议从实质上说，就是以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信用货币作为基础，重新构建一个“全球货币”，只不过将其重新命名为SDR。可以说，按《思考》一文定义的方向所构建的新的SDR，和目前已有的IMF的SDR在货币构成、货币权重、给予某种货币权重的考虑因素上都完全不同。
但进行这样的改革是一个全球政治行为。哪些国家的货币有资格进入新的SDR？GDP可以成为国家货币在SDR权重中的一个衡量因素吗？谁来监督、定量、认可各国GDP的统计？所以周小川也在文中直言，“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
借鉴欧洲货币单位？
进一步理解《思考》一文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国际货币”方案，我们会发现，其实文章所提出的新的纳入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将GDP作为参考因素之一的新的SDR，极其类似于欧元诞生之前所依托的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
ECU创立于1978年，ECU是由当时欧洲共同体九国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ECU创立时，各国在其中的权重按其在欧共体内部贸易中所占权重及其在欧共体GDP中所占权重加权计算，以确定各国货币在 ECU内占有权数和金额，联邦德国27.3%、法国19.5%、英国17.5%、意大利14%等，并依当天汇率，换算各国货币当天对ECU的比价。ECU中各成员国货币所占的权重，每隔5年调整一次。ECU逐步具有了计价、储备等用途，并最终在1999年成为欧元，成为取代欧元区各国主权货币的单一货币。
依照《思考》一文所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新SDR思路，笔者以为，其实质就是类似ECU在全球建立一个“全球货币单位”，而这个“全球货币单位”新SDR的前景，则可以和欧元类似，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统一货币。
在欧元的诞生上得到证明之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或许将在新的全球统一货币诞生中，继续发挥理论作用。蒙代尔近年来也一直呼吁按照欧元诞生的思路，构建全球统一货币。蒙代尔曾对《第一财经日报》指出，建议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5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为基础，构建一个世界货币，并将IMF改组为可以发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世界货币。自从2003年以来，每年在意大利我都会举办会议，专门讨论怎么才能创立一个世界货币。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我曾与部分国家领导人交流过，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布朗都对此表示支持。一个关于时间的建议，是在2010年上海将召开世界博览会时召开类似布雷顿森林会议一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来推行这个世界货币方案。”蒙代尔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访问时的这段话让人印象深刻，而如果中国、俄罗斯等国带着“超主权储备货币”、修正“SDR”的思路进入G20会议，或许世界统一货币的建设将并不只是在理论层面上。
如何创建实际资产支持的SDR？
最后一个疑问在于，这次危机之后如何重建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而由不同信用货币组合而成的货币篮子SDR，或新的包含更多国家货币的新的SDR，能避免同样的担忧吗？
美元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储备货币，对于目前的SDR来说，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几个不负责任的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显然也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如果将SDR的货币篮子范围进行扩大，可能加入一些负责任的货币，但也可能加入另外同样甚至更不负责任的货币。改革后的SDR，将如何避免信用货币的滥发？能否实现对国际储备货币“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要求？
欧元是一个参照物。虽然没有和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一样直接购买本国国债，但欧洲央行也在施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与单纯信用货币不同，《思考》一文对新SDR的设计似乎是要求有储备资产作为支撑。文章明确提出——“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思考》一文还非常推崇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提出的国际货币单位“Bancor”方案。
所谓“Bancor”方案，是凯恩斯试图抛弃黄金，但又不陷入美元主导的一个中间方案。凯恩斯主张采取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Commodities，粮食、石油、铜材等)作为一篮子确定币值的根据，其中包括了黄金，以利于稳定币值；并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国际结算或货币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or Currency Union，ICU)，来负责发行和管理。《思考》一文认为，该方案“可能更有远见，遗憾的是未能实施”。
综合来看，《思考》一文认为有实际资产支持的SDR发行能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而支持的资产可以是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欧洲货币单位ECU时，按规定，成员国应向欧洲货币体系缴存20%的黄金或美元储备，欧洲货币体系则相应拨付等额的ECU单位，作为成员国的储备资产。这类似于《思考》一文提出的实际资产支持方案。而蒙代尔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曾提及了黄金在今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他指出——需要建设一个国际黄金系统，并在国际黄金系统之上建立世界货币，也就是一篮子主要的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正在迎来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国在华盛顿G20会议等多个场合，均表达了“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声音，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也是题中之义。但长期来看，建立世界统一货币单位乃至世界统一货币，是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方向？而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改革并扩大SDR，是否也是中国“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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