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生/文
新蒙昧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发达致富，就必须向“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即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竟然依照自己的模式富裕发达起来，所以这才是彭定康、阿特曼和詹姆斯心目中最大的威胁
人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恐惧本身，因为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最悲观者和最恐惧者的预期。但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说，金融危机也不是最大的恐惧。
什么比金融危机更恐惧？
在年底辞旧迎新之际，美国主流媒体表露了对想象中的某种新旧交替的恐惧。
2008年12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美国经济模式遭受重创，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作者引述美国《外交》杂志最新一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哈罗德·詹姆斯。
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阿特曼深表忧虑：“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正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的金融体系失败了，这对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道德号召力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更加直截了当：“中国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中国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中国模式相比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
《华尔街日报》这样概括两篇文章的基本结论：“奥巴马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异常棘手却很少有人涉及的重大战略问题。那就是：美国金融市场之崩溃不仅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美国模式的光辉形象。它必将削弱华盛顿左右整个世界的能力。”
文章对此的详细分析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与西方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还非常低，所以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蒙受损失相对较小，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就增强了。譬如，中国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现在她可以去进行各种战略投资，跌倒在地的西方大国此时就无能为力了。中国还具有较强能力去援助其他国家，从而赢得更多的朋友，并在全世界加速对大宗商品等资源的直接投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和中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美国反而需要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合作。”
《华尔街日报》大声警告：“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挑战，不是有形财富烟消云散，而是无形财富付之东流。那就是美国经济模式被推下神坛。从里根宣称美国是地球这座圣山上闪闪发光的圣城、发誓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到柏林墙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从美国1990年牵头拯救拉美债务危机到最近几年的股市繁荣，美国一直在率领全世界奔向自由市场经济、提倡自由贸易和尽可能少的政府管制。然而，美国模式今天的确遇到危险：发展中国家很可能转向中国模式。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模式，并且采取各种贸易政策和汇率操纵政策来保护本国市场，那么，全球经济衰退必将持续更长时间，美国经济的复苏必将等待更长时间。”
美国应该怎么办呢？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首先，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来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其次，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儿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一个将中国纳入“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一个“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获得较大利益！”——两个巨大感叹号，某种焦虑和担忧感已经无法掩饰。
无法掩饰的，不仅仅是担忧，也包括这种担忧的理由，事实上，美国人自己从不掩饰推广美国模式的理由和目的。
以上帝的名义改造世界
向全世界推广所谓美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史上一直被美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视为当然和天然的历史使命，某些美国学者甚至将此视为某种神妙莫测的“上帝差遣”，是上帝安排给美国精英们的“特殊任务”。
冷战结束之后，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大棋局》里兴奋地宣称：“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文化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来自美国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竞争力。”
当然，布热津斯基说得非常明白：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乃是维护美国帝国霸权、强化和扩大美国全球利益的最根本策略。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全世界，美国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那些庞大帝国最终覆灭的命运。
基辛格说得更清楚。1994年，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大外交》，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美国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
“冷战谢幕让美国第三次登上世界舞台之巅。1918年，美国完全主宰了巴黎和会，因为欧洲盟友是如此依赖美国，以至于他们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二战结束之时，罗斯福和杜鲁门同样高居世界之巅，有能力以美国模式来重新创造整个世界。冷战谢幕给美国以更伟大的机会和更难以遏制的冲动，要完全依照美国的构想来重建国际秩序。”
克林顿总统或许说得最清楚：“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强化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蒙不下去的“新蒙昧主义”
在经济金融利益层面上，华尔街是全力推销美国模式的“急先锋”。然而，恰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朋那句经典名言所说的：“好景总是不久长。”仿佛是一夜之间，华尔街的美梦开始破灭了。
华尔街的各种骗局让全世界无数企业、个人和政府蒙受巨大损失。从麦道夫赤裸裸的诈骗，到金融机构高杠杆经营的泛滥，再到信用评级机构将垃圾债券资产评级为超3A的欺世盗名……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世人正在愈发地清楚认识华尔街模式的“真面目”。
实际上，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早就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必将深刻地冲击全世界对所谓美国模式和华尔街模式的迷信和盲从，从而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尤其是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08年10月19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在出任《环球财经》总编辑的就职典礼上，做了题为《世界范围的新蒙昧主义已经破产》就职演说：“还没有等到新蒙昧主义者们完成他们在全世界的使命，新蒙昧主义本身就已经江河日下、甚至彻底破产了。毛泽东嘲弄当年那些迷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说：学生的确希望老师对他好，却发现老师总是来欺负学生、甚至侵略和屠杀学生。同样，今天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完全吓蒙了。”
“财雄势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顷刻间轰然崩溃；全球财富损失高达数十万亿美元；毫无约束的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炸毁了全球金融市场；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动，则将核武器爆炸的巨大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向松祚以史诗般的语句描绘金融海啸的场景。
他最后指出：“此时此刻，人们已经开始深刻反思：世界究竟怎么啦？华尔街大佬和美国老师们传授的金科玉律是不是已经被彻底颠覆？”
那么，什么是向松祚在演说中提到的“新蒙昧主义”？
“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无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适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赤裸和最极端的表现。” 向松祚和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彭晓光共同给出了新蒙昧主义的定义。
但这两位反新蒙昧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多次强调：批评新蒙昧主义，绝不是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将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他们指出，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为借口，去抢夺或损害其他国家，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
将被终结“历史终结说”
新蒙昧主义这个名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们形容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欧洲那个专制黑暗时代的专有名词——蒙昧主义。
在那个时代，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着人们的思维意识，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历经无数斗士不懈努力和卓绝斗争，欧洲终于摆脱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欧洲改造成为全人类多方面的领袖和开拓者。尤其是人口仅仅数百万的英国，工业革命后长达二百年时间之内，竟然统治着地球一半的土地和70%的海洋。
然而，人类命运总是一再验证物极必反的辨证哲理。当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另外一种“蒙昧主义”也就应运而生。最初也是最持久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道德价值、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
西方中心论的背后，有着殖民征服的巨大物质利益。大英帝国最强大最悠久的殖民先锋——东印度公司，其使命不仅仅是要为帝国攫取无限的财富，而且要将大英帝国的思想文化传遍到世界每个国家。必须承认，大英帝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至于当年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实，乃是英国和美国讲同一种语言。”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的新蒙昧主义已经存在数百年了。但“西方中心论”到了二十世纪才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阶级所发明的“历史终结学说。”出版于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西方中心论”和“美国模式”最极端的宣言书。该书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当年曾经联合数百名美国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公开签名支持布什攻打伊拉克。
历史终结学说宣称：“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渗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国际战略领域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制度领域推行美国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经济领域倡导华盛顿共识；宗教领域迷信基督教一神论或科学论；娱乐领域推崇好莱坞和百老汇，乃至语言领域盛行英语崇拜等等。”
向松祚等特别指出，新蒙昧主义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已经到了非常完善和非常简洁的形态，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
从无共识的华盛顿共识
对于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它们包括：
(1)主张不论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让外资掌控本国所有产业和企业；
(2)主张不论条件地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基金完全不加监管；
(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所谓比较优势原理，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
(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的浮动汇率体系；
(5)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
(6)肆无忌惮地、不受监管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所谓金融创新。
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当年欧洲推出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来强烈反对欧元诞生。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美国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它是该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实施完全的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30多年的历史彰彰在目：汇率越是浮动，一国货币政策就越是受到外汇市场的牵制；汇率越是浮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所需要的美元储备将越多，而不是越少！货币政策将更加不自主！”向松祚指出。
斯蒂格利兹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然而，这位西方经济学大师却也在2002年专门著书，力斥“华盛顿共识”之非：
“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巨头们坚信：中国意味着巨大的金融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斯蒂格利兹警告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决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美国希望全世界接受的“美国模式”，在学术上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名词：“华盛顿共识”，而向松祚博士则将之简称为“二美模式”：即美金+美军模式！ “历史早就证明：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几个亚洲国家，实际上早就抛弃了‘华盛顿共识’”。
“事实上，没有多少尊重真理的经济学者会认同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到处推销！”
不“信教”的“传教”者
如果说，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和“新蒙昧主义”销售链条的批发者，那么这些理念能够大行于世，也离不开一大批这些理念的零售与贩卖者。
向松祚和彭晓光在《世界范围的新蒙昧主义已经破产》一文里，仔细区分了贩卖新蒙昧主义的两类“人物”：
第一类“人物”，衷心佩服乃至崇拜西方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在他们的信念里，并不掺杂多少个人和利益集团私利的成分，他们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的确是人类的未来。
第二类“人物”，则是那些希望通过贩卖美国模式和新蒙昧主义而获得最大物质利益的人。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并不相信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优越论，但眼前的巨大利益却让他们成为新蒙昧主义最勤奋的传播者。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直截了当地宣称：“美国的全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外国精英，有许多人直接受雇于华尔街大银行，每年享受着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美元的高额收入。
2008年12月11、12日，《华尔街日报》英文和中文网站先后隆重推出一篇《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Keep China on the Capitalist Road)的文章。引人注目的是，文章作者胡祖六身居华尔街顶级投行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之高位，且身兼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该文称：“西方金融机构的动荡和信贷紧缩，正在令许多中国人质疑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明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章中“全盘”和“类似”二字。
该文还表示：“危险之处在于，北京正在从近期国内外的事件中吸取错误的教训”(注意“危险”、“错误”两个词)。“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心地宣称，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落”(Some pundits in China have gleefully decla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line of US-led free market capitalism.)——由于pundits一词在英语里面饱含着轻蔑的嘲讽，意思是可笑迂腐的老学究， 文章的感情取向可谓昭然若揭。
显然，该文章的中心思想与前述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文章毫无二致，那就是担心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偏离“资本主义道路”。向松祚尖锐地指出：贩卖“美国模式”和“新蒙昧主义教条”的美国政界、学界精英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停止改革开放，而是中国不依照“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去改革开放。
中国新蒙昧主义的“十一条”
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非常清楚：改革开放早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宣告：“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因此，如果问中国人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那肯定不是担心中国会停止改革开放，而是担心中国‘全盘引入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向松祚强调说，“美国模式”和“新蒙昧主义教条”已经给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他列举了中国新蒙昧主义者们普遍相信和卖力推销的如下信条：
(1)美国模式尤其是华尔街的赚钱模式，是中国的未来，中国必须以华尔街为师。
(2)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是历史必然，因为那是华尔街老师们所教导的。
(3)中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必须完全对外资开放，最好让外资全部控股，而美国金融体系却不需要对等地对中国金融企业开放。
(4)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5)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依照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永远做低端产业、做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打工仔”是唯一出路。
(6)中国所有产业和企业都要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和让外资参股和控股。
(7)中国学生和教授都要老老实实地拜读美国老师的教科书，哪怕是美国的三流学者所写的三流著作，中国学者也必须虔诚地翻译过来奉为至宝。
(8)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体系已经穷尽了人间的真理。
(9)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
(10)中国自己人的观点和建议是不值得听取的，我们制定政策，必须要请华尔街的大佬和他们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充当最高顾问。
(11)谁要是反对上述“真理”，他们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就是“渗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中国模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阿特曼、詹姆斯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们的担心，正在变成某种恐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不断出现。
最新的版本来自“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最近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这位大英帝国的代表性遗老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依照自己的体系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根基提出了最强大的挑战。”
“彭定康的‘中国威胁论’就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向松祚分析说，“新蒙昧主义”者之所以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就是希望唤起他们的盟友和各种崇拜“美国模式”的人们，共同对付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中国威胁”。
“因为，新蒙昧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发达致富，就必须向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即‘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向松祚分析说，然而，中国竟然依照自己的模式富裕发达起来，所以这才是彭定康心目中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就是邓小平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占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资源贫乏和土地贫瘠创造了世界纪录，数百年来饱受列强的侵略、欺凌和掠夺，曾经尝试了那么多办法，希望吃饱穿暖，繁荣富强，自立于世，却总是没有取得成功。“然而，邓小平率领十几亿人民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只用了30年，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人们喜欢谈论美国的勃兴、英国的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而，论‘人口多、底子薄’，发展经济之艰难，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中国相提并论；让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饱穿暖，富裕发达，毫无疑问是对整个人类最大的贡献。”
产权经济学宗师科斯多次说过：“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正因为此，2008年7月14日，这位98岁高龄的大宗师亲自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坚持不要其他资助，将自己得诺贝尔奖的钱花光。在会议开幕词里，科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科斯说，经济学者需要从许多方面来总结这个“最高的重要性”。
向松祚则指出：我们必须站在大历史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对全人类和中国的巨大意义。首先，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依靠和平手段崛起的大国，仅此一点，就是世界文明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纵观历史，凭借坚船利炮去疯狂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是世界主要大国发达富强的重要手段，没有例外。当然，西方经济学和历史学教科书，很少讨论武力掠夺对于列强崛起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只字不提那数百年惨绝人寰的殖民历史，反而将它们的繁荣富强完全归因于自由竞争和某些特别的制度安排。这绝对不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
其次，有其他制度安排可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吗？
张五常跟踪研究改革开放30年，从未间断，他经常问那些批评中国经济制度的人：这么多人口，这样少的资源，要吃饱穿暖，要让差不多10亿的农民富裕起来，你们能够发明出什么新鲜的制度安排以有效地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张五常的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他明确指出：西方的经济学术无法解释中国奇迹和中国的经济制度。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张五常教授动情地说：“党领导和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他强调：“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中国这么多县，新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某些县先试，试验成功再考虑推广开。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120/164257831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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