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年界八十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将于2010年1月底出版《吴敬琏传》一书。FT中文网被授权首家连载该书内容。我们将在未来两周里，与读者率先分享该书精彩内容。
连载之八：触破窗户纸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弦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钱颖一、吴晓灵、谢平、荣敬本、郭树清等十余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1986年的那个配套改革方案起草组的成员。时隔数年后，中国改革的局势已今非昔比，不过他们仍然不改当年立场，还是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他们自称这是"预研究"。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吴敬琏的这个课题组类似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官方的经费支持。他回忆说，当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方背景的福特基金会几乎无人敢碰，他为了让课题得以顺利进行，便大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先后获得了75万元的研究经费。另外，他也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陡转，单这一条就够他和他的同事们背上不小的罪名了。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1920~1993年）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
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营企业的偏执性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来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于国营企业，他的观点是"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他还有一个"黑匣子"论，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可以从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进里面去。退一步讲，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该搞成'玻璃匣子'"。他的这些思想在同辈学者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1985年，蒋一苇退休，转而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接着便创办了《改革》。1991年年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三篇文章刊出后，吴敬琏在一片批判声中向蒋一苇推荐，在7月份的《改革》杂志上予以转载，引起相当轰动，这是唯一的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全国性经济理论刊物。
不久后，蒋一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遍觅国内，认为吴敬琏最适合接管《改革》。他与吴并无私交，于是先是通过马洪以及薛暮桥之女薛小和做工作，自己也同时亲自写信相邀，言辞中已有"临终托孤"之意。吴敬琏没有办刊经验，对行政管理也毫无兴趣―这一方面，他自认一点儿也没有继承母亲邓季惺的办报基因，因此显得非常犹豫。
1991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准备十四大的座谈会，重疾在身的蒋一苇抱病与会，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已是虚弱不堪，不得不提前退场，吴敬琏起身相送，临别时，两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这一别就可能是此生永诀。
从1992年第一期起，吴敬琏慨然接过《改革》编务，与蒋一苇合署主编，1993年1月，蒋去世。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亲躬，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在1998年，经济理论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授予11篇论文为当年最佳理论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为一时之盛事。吴敬琏可谓不负蒋氏所托，他主编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后出任名誉主编。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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