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率先进行超越GDP试验的特立独行者，上海的努力足以为后来者鉴
《财经》记者 马国川 苏琦
在一个依循雁阵模式发展的国度里，先行者的动静总是惹人注目。
经历了20年高歌猛进式发展之后，上海决定走一条超越GDP增速的发展新路。以上海的工业化底蕴、资本密集度和区域辐射力，在追求高GDP增长的道路上再顺势前行十数年应不成问题。在举国滔滔仍唯GDP论英雄的当下，上海主动绸缪增长方式转型，彰显了一个新兴国际大都市的远见、成熟与自信。
这条新路同样充满着风险与挑战：如何深化和细化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认识；如何克服意识形态或权贵既得利益的障碍，以及官僚主义惰性的阻力；如何调适中央和地方行动；如何解决伴随经济进入服务业阶段更加拉大的收入差距等等。
更为深刻的挑战则来自社会转型。有别于工业化赶超阶段，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的建设对法治环境、政府廉能、舆论公开、民主决策、人才吸纳、企业创新、多元文化、社会宽容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华文化圈的城市经济体中，已不乏成功驾驭此种转型的先例，但囿于政治、社会体制等原因，一时难以为大陆城市公然镜鉴，惟有本土制造的上海转型更具全方位的垂范意义。正如韩正所言，上海不会成为“东方纽约”或者“东方巴黎”，上海就是上海。
自1843年开埠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一直是华人网络文化、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和台北的成长中，都可看到上海元素的助力。而改革开放后上海的腾飞，则又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香港和台北等华人城市某种意义上的“反哺”。
在接下来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上海如何在与香港、台北、新加坡等华人领先城市的竞合中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成就新海派文化，再次成为东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枢纽，诚可期待。
进而言之，作为全球最受瞩目新兴经济体的第一大城市，随着中国整体实力上升并加速全球化，上海如何在与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交融中海纳百川后来居上，造就世界新都会，重新引领全球创新、宜居与文明浪潮，亦诚可期待。
——编者
“上海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上海市市长韩正开门见山地说。
采访是在上海市政府大楼里进行的。这座18层大楼位于上海市中心，对面就是繁花似锦的人民广场。1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上海县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一片水网地带。
当年那座荒凉狭小的小县城，在其后数十年间迅速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以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著称于世。
在国门紧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十里洋场”脱尽铅华，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全国1%左右的人口提供了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和十分之一的工业产值。
国门大开之后，上海却发现，自己已经严重落伍，被排挤出国际大都市之列。而且，上海也没有能够挤进改革开放的第一梯队，落寞十年，风光不再。
邓小平曾经坦陈：“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经济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9年上海市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居全国首位。上海重现国际化大都市的辉煌，正在举办的世博会更让上海成为举世瞩目的明星城市。
但是，巨大的能源消耗，越来越沉重的环境压力，日益高涨的土地成本，警示着上海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从解放前的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转变成为解放后的工业城市，从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城市转变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心城市，过去60年上海已经进行了两次转型，现在上海面临着第三次转型。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韩正畅谈上海转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国企改革、金融中心建设、房地产政策、政府改革和社会活力等话题，语气平缓，自信谦和。
不应再片面追求GDP
“上海的土地、资源、环境，都不允许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所以，上海未来的投资将会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海未来的经济只能是适度增长。”
1992年－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了16年的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产业能级、城市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但是在高速发展之中，瓶颈隐现。2008年，上海GDP增长率为9.7%， 17年来首次跌入个位数。2009年GDP增幅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为1992年来的历史最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以“天上下雨了，赶紧拿伞”来比喻上海经济遭遇的困境。
世界金融危机似乎是个借口。受金融危机影响，上海外贸出口自2008年11月起，连续同比负增长，成为影响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什么上海比其他省市的损伤更大？
“上海的问题不简单是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韩正认为，外患之外，更有内忧。对于资源、能源、环境的巨大消耗，使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海客观上已经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每一次的经济调整与转型，都会带来许多挑战。这一次，上海是否做好了准备？
《财经》：今年上半年上海GDP增幅为12.7%，但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一个城市进入超越工业化阶段以后，GDP增长将进入常态化。上海未来以金融业和航运业为主，这意味着上海的GDP将不可能维持以前的高速增长。作为上海市市长，您对此是否有思想准备？
韩正：去年上半年GDP增长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所以今年上半年上海的GDP增长是恢复性的增长。GDP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但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
我认为，上海的发展到了不应该再片面追求GDP的阶段。不管是平时的工作还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上海“十二五”规划，我们都淡化GDP，更强调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效益。
如果从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算起，上海已经高速发展了20年。这20年的发展给上海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奠定了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基础。
现在上海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未来的路子就看不清楚了。去年上海的低速发展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一个是上海转型中间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
《财经》：这些问题主要是什么？
韩正：比如，过去20年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上海的土地、资源、环境，都不允许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
所以，上海未来的投资将会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海未来的经济只能是适度增长。在这个前提下，上海要更加关注转方式、调结构，通过结构调整来促成上海经济的新一轮转型。
《财经》：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大部分的民族品牌来自这里。因此至今在许多人的眼里，上海是中国制造业中心。
韩正：但是发展到今天，这座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就是顺势而为加快转型，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制造业要向高端发展，包括发展那些体现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要逐步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出去。
《财经》：如果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投资，再加上转移一般制造业，就可能导致GDP的增速下降。而全国其他地区仍然在争取大制造业项目。将来人们可能会发现，上海的GDP增速经常排在其他城市的后面。
韩正：我们有思想准备，而且准备好了。从国家利益和上海转型来说，这都是必须走出的一步。
上海实际上不是“大上海”而是“小上海”，除去崇明岛，上海土地面积只有5300平方公里，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00多亿元，投资密度将近一平方公里一个亿！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一个地方如此高的投资密度，是非常不科学的。从地方来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空间已经没有了。上海还可能保持10%、20%的增长吗？不可能的。
一句话，上海转型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了。
《财经》：除了GDP增速下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大城市发展存在“去制造业化陷阱”，就是服务业的收入差距更容易拉大，社会鼓励消费，经济更依赖财产收入驱动，从而产生泡沫经济。
韩正：上海的经济结构会有适度的比例，现在制造业是接近40%，将来肯定要比现在低，但是不会“去制造业”。上海肯定会有制造业，但是制造业的内容会有变化，重点就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
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城市的收入差距会比工业化阶段的差距更大，这是全世界的规律，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
制造业的分配差距拉开不是很大，服务业确实更容易拉大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控，主要是在二次分配中进行调控，包括运用税收、最低工资、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等手段。
国企改革须市场化重组
“市场化并不是把国有资产简单地一卖了之，上海的国有资产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证券化，通过整体上市把国有企业变成公众企业。”
上海第三次转型，谁是转型主体？答案是国有企业。
尽管2009年上海市国资系统企业利润增长达到53%，但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有4.1%，2008年也仅有4.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实，自2003年始，上海国资的平均收益就逐年下降。
财政部财政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地方国资的净资产收益率一般在6%左右。而一个运行良好的公司，其净资产收益率一般在8%以上。
低水平的资产收益率仅是上海国资诸多病症之一而已。企业改革动力不足、自主创新乏力、收益更多依赖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国企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让占据上海经济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成为上海转型的难点。
2009年在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俞正声直言：“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进行突破，否则上海下一轮的发展将缺少动力。”
共识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如果不成功，上海经济转型很难成功。问题是，改革动力不足的上海国有企业该如何突围，转型的“合理路径”在哪里？
《财经》：上海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有企业。上海的国有企业特别强，经营性国有资产比例也很高。
韩正：确实高。我估计，除了央企，上海的地方国有资产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域里是最大的。
这首先是历史形成的，上海是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嘛，尽管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上海的国有企业仍然是比较强的。
近年来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贡献率一直在下降，但是去年仍然达到45%左右，这在全国大概也是最高的。
《财经》：如何进行改革？是否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可以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
韩正：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开放性、市场化的重组。除了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政府必须要承担的基础设施外，都要加快推进市场化。
市场化并不是把国有资产简单地一卖了之，上海的国有资产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证券化，通过整体上市把国有企业变成公众企业。特别要打破现有的“集团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体制，因为它仍然难以避免原来国有企业的弊端。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把集团公司的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不能注入的就剥离出来。
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私营企业的总量又不够，经济活力也就迸发不出来。
国有企业要改革，民营企业要有发展，外资企业也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上海经济才能保持活力。
《财经》：证券化以后，政府会有一大笔收益，如何使用呢？
韩正：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一些国有资本回流以后，一部分应当用于养老保险、民生事业等方面，有一些还要支持转型和结构调整。
另外，还要投向体现国家战略的一些新兴产业，比如大飞机项目，上海市政府就投了50亿元的资本金。
力争“人民币国际市场定价中心”
“特别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后，上海应当在人民币回流机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
1949年之前，外滩上金融机构云集，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是在计划经济实行30年后，香港完全取代了上海的角色，崛起为风云际会的国际金融中心。
进入新世纪(29.98,-0.67,-2.19%)，当亚洲和中国经济日益崛起之时，众多银行又次第出现在外滩和浦东，上海开始雄心勃勃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2009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排名从2008年的第25位提升至第10位。
深刻体认“贸易大国、金融小国”之尴尬的中国，正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难题在于，香港、上海两座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也逐步浮现。上海如何应对挑战？
在纽约、伦敦、东京等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业，而目前上海这一比例只有1%左右。香港拥有近80万金融人才，上海不足11万。金融人才的巨大缺口，已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颈之一。可是，上海的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让人才望而却步。
《财经》：据悉，香港将获得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是否感受到了挑战？
韩正：国家对于上海的定位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明确清晰。虽然经过20年的努力，上海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无论是基础条件、市场化程度，还是人才集中度，香港都要好于上海，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
《财经》：那么，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是哪些方面？
韩正：第一，大力推进市场建设，做大做强各类市场。第二，在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先行先试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第三，抓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历史机遇，搞好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中心。
特别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后，上海应当在人民币回流机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做得好，上海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市场定价中心，而且潜力无限。
《财经》：为了建设金融中心，上海对引进人才实行了很多的税收优惠，同时又要调节收入分配，如何平衡这二者关系？
韩正：人才引进的对象是高端服务业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有限的，其身价全世界也是差不多的。如何引进？既要承认其价值，又要符合我们的国情。
税率一直是公众关心的敏感问题，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一定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税率，当然也会就工资分配、财政收入分配等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建议。按照中国法律，在境内居住不满180天的，纳税不在中国。所以，实际上一些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外方高端人员，并不在中国纳税。
《财经》：除了国家统一的人才引进政策，上海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才引进政策？
韩正：人才引进有两类情况。在国家层面有“千人计划”，国家规定一次性补助引进人才100万元，引进到上海来的，上海再补助100万元。还有一类是上海自己引进的人才，在税收上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到上海的人才，最关心的是三个问题。首先是居住问题。引进的人才花几百万元买一套房子，不可能，所以要建一些适合这些人才居住的租赁房。租赁房的租金比市场价格低些。这些人才在这里住一天就享受一天，不但会在本地纳税，而且对上海有归属感。
其次是子女教育问题。上海的国际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总量不够。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上海要发展国际学校，提供国际化教育。
第三个问题是医疗保障。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因为国外的保险机构还没有实现和中国保险机构的对接。我们正在研究“两条腿走路”，一个渠道是建立一些和国际保险机构对接的国际化医院，另一个渠道就是把引进人才逐步纳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
构建“双住房体系”
“上海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保障与市场并举的道路。”
今年1月26日，有人大代表在上海市人代会上发言说，上海去年经济增长中有50%都是房地产拉动的，作为一名国有房地产商代表，他很高兴。不料俞正声紧接着给他泼冷水：“还很高兴？我很悲哀！这反映了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一路上涨的上海房价成为社会热点。进入4月，随着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新一轮调控政策的出台，上海更成为公众关注的风向标。
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4平方米，居全国之首(除港澳台)，这一领先优势自2003年上海大规模实施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延续至今。但另一方面，上海至2009年末常住人口1921.32万人，其中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多达540余万，住房需求缺口仍然很大，这被外界视为上海房价难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坦承“上海房价太高了”的韩正提出，要在正确认识房地产的理念指导下，建立界定清晰的两个体系：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我们很有信心，在关键的民生问题——住房问题上，上海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保障与市场并举的道路。”在他看来，“到2012年以前，会有很好的局面。”
《财经》：住房问题不但是引进人才关心的问题，也是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对于上海的保障房建设，外界有很多的怀疑。上海如何解决住房问题？
韩正：住房问题是上海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也是市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利益多元化和需求多样化，“一套政策”不可能满足全社会的要求，也不科学。因此需要分类指导解决不同对象的住房保障问题，构建完备的住房体系。
《财经》：构建完备的住房体系，首先要确定理念，包括对房地产怎么认识。
韩正：上海房地产的政策设计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以居住为主，还房地产本来的面貌。未来的上海不鼓励投资，坚决打击投机；第二，以市民消费为主。市民不是限定在户籍市民，而是常住人口，全国各地凡是到上海来工作的，包括农民工，都要纳入范围；第三，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不鼓励大面积户型。
有了这些基本理念，工作方向就明确了。必须建立界定清晰的两个体系，其中一个是市场体系，该市场的，就要促进市场化程度，建设诚信、法治、开放、透明的市场，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干预市场运作。上海已经做到了，不仅是不能干预，而且制度设计上做到机构和个人干预不了市场体系。
《财经》：坚持“让市场的归市场”的理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也要看到，老百姓对政府期望甚殷，在“有所不为”之外，政府的“作为”是什么？
韩正：仅有市场体系是不够的，上海还要构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第一，自己不能解决最基本居住条件的，完全由政府托底，建设廉租房；第二，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政府提供公租房；第三，有稳定收入的成长型市民，政府提供包含了各种优惠政策的经济适用房。这类市民有能力进入市场后，政府有优先回购权；第四，解决所有住在旧区危棚简屋里的老百姓的居住问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政府要在每年的住房建设里面安排“动迁安置房”。
不能用简单的政策同时来指导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两套体系中间还要设有“防火墙”，同时政府有意在防火墙开几个门，使得两个体系可以连接，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连接，而是有法律规定的严格的门槛。
《财经》：据媒体报道，上海去年的土地出让收入超过了1000亿元。目前外界很关心的是，既然有这么多的土地出让金，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用于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
韩正：去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是680亿元，而且是毛收入。因为土地出让金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动迁老百姓、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的“成本”，第二部分才是“政府收入”。实际算下来，680亿元中大概72%用于动迁，净到政府手里的只有200亿元，还没有减去因为时间差产生的利息。
《财经》：老百姓关心的是，是否真的花了那么多钱用于拆迁？比如今年上半年上海出现一位市民保卫拆迁房的极端案例，起因就是房价补偿。
韩正：72%的动迁成本是平均值，中心城区还要更高。例如，上海老火车站北广场，土地成本是土地价格的115%。那政府就赔了。我们认为，拆迁户毕竟是困难户，尽可能解决好一点，只要让老百姓满意就好。
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每一项都要向人大报告。现在，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办法执行，全部审计，全部公开。
《财经》：现在对房价调控，国家实行省市长负责制。上海在市场体系方面严格尊重市场规律，同时致力于保障体系建设，这可能意味着上海的房价短时期内不可能降下来，作为市长，您是否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韩正：应该承认，上海房价太高，必须采取所有的措施控制。房价要平稳，除了加快保障住房建设，在市场需求和供给方面也都必须要有政策去调控。上海正在严格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我们很有信心，在关键的民生问题——住房问题上，上海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保障与市场并举的道路。我想到2012年以前，会有很好的局面。
《财经》：舆论盛传，上海将成为物业税征收试点，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如果上海市政府对房产征税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将基于什么样的思路？
韩正：税制的调控很重要。但是，税制是国家统一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规定。如果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有一些试点，也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
转型枢纽在政府
“政府职能不是无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的职能也是有界定的。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更加准确有效地发挥作用。”
学界曾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象地称之为“起吊机经济”——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上海的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因为“起吊机”就是政府。
以行政之手配置、整合资源，或许是过去20年上海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2009年上海全市地域内创造的财政收入多达776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为2540.3亿元，相对于许多大城市，上海有更充足的财力推行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但是强势政府的弊端也日渐显现。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冲击的上海痛定思痛，开始直面和反思政府过强的许多先天不足。
韩正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上海经济转型的枢纽在于政府转型。因为相对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高端服务业，其核心是人的创造性的智慧劳动，这使得它对制度、文化、法治环境等的要求更甚于对基础设施、税收优惠的要求。
而这些软环境的提升都有待于政府大力的自我改革。
韩正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削弱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不能干扰和替代市场主体，“上海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政府职能。”
《财经》：一些学者批评，上海高速发展的20年一直都是“强政府弱市场”， 作为市长，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韩正：其实，一直有人表扬上海的政府比较强，特别是在应对SARS等公共安全问题上，强政府的作用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批评意见同样也很有道理，值得我们重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强政府是不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强还得强，但是如果政府干扰和替代某些市场主体，强就不对了。
关键问题在于，不能削弱市场主体的作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该强的也得强。一些意见是批评我们在微观上干预得太多，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上海也确实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不是无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的职能也是有界定的。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更加准确有效地发挥作用。
《财经》：在您看来，上海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备吗？
韩正：市场经济体制完备不完备，有三条标准，我们每年都要衡量。
第一个标准，市场主体是谁，是不是企业在发挥主体作用？以此标准衡量，上海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架构基本成立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上海的国有企业特别强，政府对国有企业干预太多了。我们还要进一步改善管理方式。
第二个标准，是市场配置资源，还是行政配置资源？上海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在价格上，政府基本上完全放开了，当然对国有企业的某些资源配置，特别是涉及民生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政府必要的指导和干预是必需的。
第三个标准，政府在日常管理和调控上，主要靠什么手段？上海基本上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是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地完善。
《财经》：以这三条标准衡量，上海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备？
韩正：所以，上海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希望把上海建成全国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行政区之一。
怎么实现？行政效率的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改革，上海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同时实行前置审批改革。行政透明的前提是公开，除了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
尤其是社会和群众关心的公共资金，要由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审计，然后在网上全部公布。行政收费是行政管理中的大问题。政府服务部门不该收费的，坚决不能收费，公共财政要保证有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全部取消，相关部门也要撤销。
上海社会活力还不够
“社会活力靠什么？不能靠政府，而是要依靠改革。如果不改革，社会组织发育不起来，社会就缺乏活力。”
在繁荣的经济之外，上海社会活力明显不足。
一个现代城市，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发育，才能激活公共生活。
虽然上海市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迅速多元化，但是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越来越窒息着上海的社会活力。
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走向开放性社会的过程中，处于转型期的上海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
上海不但需要经济转型、政府转型，也需要社会转型。
《财经》：行业协会问题，也是转型中需要面对的。在许多地方，行业协会成为“二政府”，上海是这样吗？
韩正：行业协会一定不能成为“二政府”。上海要求所有政府官员一律不得在行业协会兼职，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了清理工作。现在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也不利于政府的职能转变，所以行业协会也要加强。
《财经》：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了，上海被称为“东方纽约”“东方巴黎”。相比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你觉得上海在社会活力等软环境方面，还有哪些差距？应该如何提升？
韩正：提升，就是要把世博会的很多理念体现在世博以后的城市发展理念中去。
我不赞成把上海称为“东方纽约”或者“东方巴黎”，上海就是上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革。如果说在硬件方面我们进步快一点，那么软环境建设明显是不够的。
上海转型，除了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大题目，涉及到社会建设。经济转型到一定程度，社会如果不转型，会阻碍经济转型。
上海的社会活力还不够。社会活力靠什么？不能靠政府，而是要依靠改革。如果不改革，社会组织发育不起来，社会就缺乏活力。社会服务提供要尽量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尽可能使用公共财政去购买公共服务。如果大量的社会组织发育起来，去从事社会活动，完成社会职能，社会就活跃起来了。■
本刊记者 许瑶、实习生 张慧、魏文杰 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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