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期在肯尼迪学院选修了一门叫《美国商业和政府关系》的课，授课人是这个领域的著名教授罗杰・波特（Roger Porter），在哈佛进修的几位中国省部级干部也时有旁听。波特曾经为数任美国总统担任经济和内务政策顾问，所以讲课内容时常穿插亲身经历的白宫小故事，以娱乐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加深了对美国政治游说（lobbying）这一现象的理解。
在美国，政治游说是联系立法者和利益集团的桥梁与纽带。诸如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被称为"游说"，而进行游说的人被称为"说客"或"政治说客"（lobbyist），是美国多元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如果说美国也有体制内外之分的话，说客们可以说是美国高度制度化体系下夹缝生存的一种别样江湖。
因为大多数说客代表着各种利益集团与联邦政府的政策进行博弈，这个行业总体来说在美国主流社会不是很受待见，起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开始着手限制政治说客的影响力，设法将众多说客排除在政府机构顾问团外。据报道，这项新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分阶段推行，目前华盛顿的1万多名政治说客面临失去顾问团成员职位的困境。这也是波特教授的期末论文选题之一，要求我们分析奥巴马此举的利与弊。
说句公道话，美国的政治说客虽说代表了商业集团的利益，但由于他们在政界建立的人脉和相关行业积累的经验，也决定了他们是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难以替代的桥梁，因此奥巴马此举结果如何还是个问号。我这篇博文无意做系统的学术性分析，只是想抛砖引玉，探讨美国政治游说现象在各方面对中国的启示。比如说：政治说客是否存在中国版？中国政府和公司如何利用游说组织更有效地进行海外投资？以及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否产生本土的专业游说机构等等。
其实，政商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政治说客的中国版本也是不一而足，比如当今明里暗里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某些专家教授就是变异型的中国版说客。和美国政治游说不同的是，中国的官商结合由于缺乏制度化，潜规则明显多于明规则，而且在目前的转型期间双向互动乃至"捆绑"的关系占主导地位。根据一些学者的理论，由于政府方面存在主动的寻租意识，中国目前官场的贪腐问题绝非几场重庆打黑运动所能根治。中国在这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诸多垄断行业内官商之间的界限模糊，左手管右手，美国意义上的说客也无用武之地。
海外的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也在中国通过不同的渠道试图为自己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而且这种努力从刚开始的微观层面逐渐向宏观层面过渡。从改革开放早期的各种公关和咨询公司，到后来各种各样的商会、律所和行业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负责政府关系的本土团队，政治说客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作用愈发凸现。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和需要，抛去执行层面的各种漏洞不说，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倒是一个在宏观政策上可以抑制境外游说势力的有效体制；相反，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于广纳众意的特点，在这个领域的有效性倒不敢恭维。
由于文化、法律和政体的独特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出产自己的专业性游说机构，尤其是面向欧美的游说公司，不是没有可能，但有待时日。话分两头说，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国企在这方面尚显稚嫩，需要好好研究如何有效利用专业游说机构，防患于未然，为自己在海外的并购和投资尽量减少政策方面的障碍，别净顾着花大把银子解决所谓财务和法律方面的技术问题。
我2007年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校友会，和一位参议员聊起了中国公司在美收购被"政治化"的话题，他先是笑了笑，然后郑重地说："政治就是政治，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有这个问题。中国公司需要知道的是，美国首先是一个商业社会，只要他们想做，这边就应该能够找到可以帮忙的人。关键还是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决心。" 旁边的校友恰巧是一家游说公司的合伙人，不失时机地插话说："我们有印度的客户，但好像从来没有中国公司找过我们。"
前几天，我和一位美国朋友共进午餐，席间他问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专栏经营得如何。我说关注度好像还行，因为我开始享受到被人肉搜索的"待遇"了，顺便告诉他我这期的内容是政治游说。老头听了我的解释哈哈大笑，随即玩笑接龙："好啊，涛！等你神经再大条些，你就可以去做政治说客了。"
（作者是ACBridge 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及执行董事，曾经先后做过驻外记者、跨国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以及风险投资人等工作，目前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Mason Fellow），就读资深MPA 项目。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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