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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说，他只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些，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刚刚逝去的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或者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或者他自己就是供人攀登的巨人。站在他肩膀上的不仅有克鲁格曼、默顿和阿克洛夫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包括几乎所有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萨缪尔森曾评价自己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还说“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生，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生”。这不是傲慢。他把严谨简洁的数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也让经济学的触角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展。他1948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每三年更新一次，至今已修订出版至第18版。
与2006年同样以94岁高龄逝去的另一位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不同，萨缪尔森从未到过中国。弗里德曼曾三次访问中国，并在1988年访问期间还见到了当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某种程度上其自由主义思想也为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而萨缪尔森留给中国更多的是精神遗产，他是中国每个研究经济学的人都摆脱不掉的影子，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精神导师。
尽管萨缪尔森几乎在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遗产似乎对当下的中国更有启发意义，特别是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时绕不开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是巴拉萨和萨缪尔森在1964年同时提出的研究经济增长和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简单地说指的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会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和物价上涨，导致整体物价较快上涨或名义汇率升值，从而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的赶超型国家，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面临实际汇率升值。但如何实现却有不同的路径。如果不让名义汇率升值，那就必然会发生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重估。如果选择物价上涨和资产重估，那么名义汇率就不必调整，或者升值压力会小一些。当然，名义汇率升值同物价上涨和资产重估也可以同时发生。这也是21世纪初以来，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如此大的升值压力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出时，各国实行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指导下的固定（名义）汇率制度，这样实际汇率的升值主要体现在工资和物价上涨上。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各国纷纷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导致名义汇率的升值也可以实现实际汇率升值，这也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工具。
从内部环境来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处在无限供给的状态，这样可贸易部门可以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吸纳过剩劳动力，再加上劳工利益缺乏保障，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工资脱节，工资不同步上涨物价也很难上涨，所以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这也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口实，从而迫使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达到实际汇率的升值。而且，由于工资没有同步上涨，导致收益向资本所有者转移。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一些靠出口起家的人成立炒房团和炒股团也就不足为奇，但这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和资产价格泡沫共生的局面。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给中国的启示是，尽管中国长期将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但可以首先从内部着手，着力提高工资价格和理顺国内的物价，而不必采用名义汇率升值的方式。事实上，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转折点，而且国内扭曲低估的资源价格也亟待理顺。另外，还要提高非贸易部门（比如服务业）的生产率，让中国经济更具内生性，从而减轻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
另外，萨缪尔森似乎是全球化的怀疑者，他也提出了一些为贸易保护主义撑腰的理论（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如此也从来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可以看作留给中国的负面遗产。比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其隐藏的含义就是实施贸易保护有助于提高本国稀缺资源的报酬，对美国来说就是提高劳动力的报酬。再比如，他曾表示如果一个穷国不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提高生产率，反而在富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提高生产率，这会导致贸易发生中断，富国利益被永久地损害。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按照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解读，如果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而不是在衬衫生产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么“美国就要加把劲才对”。
当然，萨缪尔森的上述言论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的鞭策。2005年萨缪尔森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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