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谈2010年经济形势
《华尔街日报》：您怎么看2010年的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遇？不仅是万科，也包括您对整个经济的看法。
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近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采访。他分析了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目前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肯定存在泡沫。从全国整体来看，泡沫特征还不明显。但如果泡沫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情况将十分令人担忧……
中国的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它本身处在一个稳定的高速经济发展期。尤其是2007年，中国对过快的增长做了调控，所以金融海啸到来之前，中国无意中已经做了准备。
对于房地产业来讲，2007年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2007年国家很明显已经做了调控，调控后，2008年房地产业的日子普遍很难过。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万科预期2009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还会继续下去，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推出了“保八”的政策，以及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使得房地产商全部过关，日子全部都好过。
随着十万亿货币量投放到经济体，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有很明显的生产过剩，这要比仅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复杂得多。这么多货币一方面加大通货膨胀的预期，另一方面生产严重过剩，比如钢铁。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滞胀。这个局面会相当麻烦。不动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如果出现资产泡沫，将会很麻烦。
《华尔街日报》：通货膨胀会是未来一年的最大风险吗？
王石：通货膨胀多少不可避免。货币投放主要投向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建设，不是说停就停。关键看要（风险）到什么程度。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二部分。
王石谈资产价格泡沫
《华尔街日报》：去年房地产价格下跌，今年已经早已回升，现在有人说已经变成了新的泡沫，您认为泡沫已经形成了吗？
王石：从去年到今年，房地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中国的宏观调控继续下去，中国的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公司是过不了关的，资金链最后会断，市场会重新整合。但随着去年十月份国务院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到今年春节之前市场开始好转，但大家预期好转不会持续到四月份以后，但不仅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个别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房价增长速度之快让大家感到惊讶，对市场未来的走势有些担心。就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情况来看，应该不好说中国的市场是不是泡沫，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除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的地价和房价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从整体来讲，还没有上升到房地产泡沫，但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毫无疑问，个别城市显然产生泡沫了。我也很担心，如果这种趋势很快感染到二、三线城市，就可能和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特征很类似了，那是很令人担忧的。
《华尔街日报》：那作为房地产商应该怎么办？
王石：万科在全国三十一个城市搞房地产项目，从统计来讲，说全国已经进入泡沫不准确，但这种趋势不太好。这样的货币投放终究会刺激市场，所以预计明年的房地产市场也会不错。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货币投放一定会有负面的东西，而且会有惯性、不易扭转，不是说你意识到通货膨胀要采取措施，马上就能见效。从中长期来看，要宁肯把市场想得更严峻一些。策略不能只看明年，还要考虑到后年，大后年。作为一个企业宁肯慢半拍，不要说市场这么好，赶快开工啊，拿地啊。（企业的）政策要稳定一些，要适当地成长，比如我们本来对今年的预期是不大好的，因为去年的形势，又加上金融海啸。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额530-550亿元，实际上今年可能在600亿出头。市场出现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但万科没有因此而增长非常多，同行很多预计40亿，实际上达到120亿，甚至130亿。可见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是稳健的。没有说市场好，万科就突然发力。我们预计明年销售额在800亿，市场很好也不会超过30%的增长，不好也不会低于25%，我们是奉行稳健第一原则。
日本的泡沫经济，十年的停滞增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房地产商最危险的行为就是高价买了地，高价开了高档物业。一但市场不好，就会很麻烦。
第二、更多地面向钢性需求，不是投资需求。比如城市化过程中，新毕业的大学生要结婚生小孩，老龄化人口形成老龄社区。炒房子的人就不愿意炒这种老年公寓、大学生公寓等，更多是炒别墅、高档住房。
第三、正因为市场好、发展商利润高，发展商应该加速绿色环保住宅投资，因为绿色环保住宅成本高。
再过三年，万科就能完成从营销、生产型转化成研发技术型企业。恰好就是绿色环保大大促进了研发技术型的科技含量。 发展绿色建筑住宅才真正是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加快绿色环保，并不纯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从企业竞争力、差别竞争的角度去考虑。从全球角度，都要去这样做。
王石谈资产价格泡沫
《华尔街日报》：去年房地产价格下跌，今年已经早已回升，现在有人说已经变成了新的泡沫，您认为泡沫已经形成了吗？
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近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采访。他分析了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目前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肯定存在泡沫。从全国整体来看，泡沫特征还不明显。但如果泡沫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情况将十分令人担忧……
王石谈到了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爆发迫使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国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将走入艰难时期。相比之下，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此外，王石还谈及了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王石：万科在全国三十一个城市搞房地产项目，从统计来讲，说全国已经进入泡沫不准确，但这种趋势不太好。这样的货币投放终究会刺激市场，所以预计明年的房地产市场也会不错。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货币投放一定会有负面的东西，而且会有惯性、不易扭转，不是说你意识到通货膨胀要采取措施，马上就能见效。从中长期来看，要宁肯把市场想得更严峻一些。策略不能只看明年，还要考虑到后年，大后年。作为一个企业宁肯慢半拍，不要说市场这么好，赶快开工啊，拿地啊。（企业的）政策要稳定一些，要适当地成长，比如我们本来对今年的预期是不大好的，因为去年的形势，又加上金融海啸。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额530-550亿元，实际上今年可能在600亿出头。市场出现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但万科没有因此而增长非常多，同行很多预计40亿，实际上达到120亿，甚至130亿。可见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是稳健的。没有说市场好，万科就突然发力。我们预计明年销售额在800亿，市场很好也不会超过30%的增长，不好也不会低于25%，我们是奉行稳健第一原则。
日本的泡沫经济，十年的停滞增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房地产商最危险的行为就是高价买了地，高价开了高档物业。一但市场不好，就会很麻烦。
第二、更多地面向钢性需求，不是投资需求。比如城市化过程中，新毕业的大学生要结婚生小孩，老龄化人口形成老龄社区。炒房子的人就不愿意炒这种老年公寓、大学生公寓等，更多是炒别墅、高档住房。
第三、正因为市场好、发展商利润高，发展商应该加速绿色环保住宅投资，因为绿色环保住宅成本高。
再过三年，万科就能完成从营销、生产型转化成研发技术型企业。恰好就是绿色环保大大促进了研发技术型的科技含量。 发展绿色建筑住宅才真正是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加快绿色环保，并不纯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从企业竞争力、差别竞争的角度去考虑。从全球角度，都要去这样做。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三部分。
王石谈保障性住房
《华尔街日报》：高房价与百姓需求的矛盾，如何解决？
王石： 房价偏高和非常高只是出现在一些城市，在另一些城市，比如，沈阳、成都、西安、哈尔滨、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和收入的差别不大，和北京上海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些城市占的比例很大，不可忽视。
北京的情况特殊，因为经济结构和政治地位的关系。经济结构决定北京有很大的寻租空间。到北京寻租，就要到北京买房子。北京的教育、医疗条件比其他城市好，所以有钱人向那集中，所以北京的房价无法按正常的市场规律来判断。所以北京就算这样高的房价，也还是供不应求。
上海是经济中心，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可观，其土地释放量和需求量有差异，就会有供求矛盾。浦东再发展十年也没有地了。再加上热钱相对容易进入北京和上海，因为这里的投资选择多。所以特殊性和投机性决定了两地的高房价。
其他城市，如深圳，一共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90%是山地，又有1400万人口，土地比香港还稀缺，没有土地供应，所以地价、房价都上升，可是附近的东莞、惠阳地价并不贵。
面对这样的矛盾，解决方法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能让城市郊区比较便宜的土地能够释放出来，解决更多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上北京向北四十公里，那里是山区，还是非常贫穷的，地价不可能变得很贵。
我觉得亚洲的城市必然是人口集中，这样效率才高。解决居住问题就要考发展卫星城市，卫星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交通。
房地产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需要政府特别的政策进行补贴，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地方政府把商品化的土地当成主要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住宅。这更多的应该是靠中央财政收入。现在分税制造成税收大头被中央拿走了，要解决中低收入住宅，地方没有这方面的支出，就形成现在的局面。
《华尔街日报》：有数据说现在中国房屋自有率70%，怎么看这个比例和未来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住宅革命能持续多久？
王石：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与西方人对房子的观念相比，亚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已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钱人，在曼哈顿租房子住。亚洲房屋自有率比例高是非常正常的。日本1960年的统计数据，100个家庭拥有房子比率是96%，而中国现在才是70%。从这个比例来看，中国还在城市化，每年有1400万人进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拥有房子的绝对数量现在还是在大量增长中，这不构成问题，但问题是住房的大小问题，是不是需要住这么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数是比较高的。大就是浪费，建筑还不环保，更是浪费。房屋也质量不高，你会发现很多20年前盖的房子，现在就要拆，也造成浪费。
我们了解到，欧洲主体户型平均面积120平米，而中国现在也是120平米，德国人人高马大，亚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们的平均面积显然是大了。所以建设部曾发文严格规定90平米的住房要占70%。显然国家意识到了，中国住房面积过大的问题。当然这种规定不大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这种规定表明从国策上并不鼓励这种消费倾向。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引导，亚洲就是地少人多，所以不应该买那么大的房子，应合理使用。
万科住房的面积只是行业中同类住房面积的90%，虽然面积小了10%，消费者可以少花10%的钱，但是使用效率和空间感觉可能是一样的，这对设计要求更高。这方面日本做得更好。城市只能往高处发展，对设计的要求更高，面积就更不能做得太大。
王石谈保障性住房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石： 房价偏高和非常高只是出现在一些城市，在另一些城市，比如，沈阳、成都、西安、哈尔滨、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和收入的差别不大，和北京上海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些城市占的比例很大，不可忽视。
北京的情况特殊，因为经济结构和政治地位的关系。经济结构决定北京有很大的寻租空间。到北京寻租，就要到北京买房子。北京的教育、医疗条件比其他城市好，所以有钱人向那集中，所以北京的房价无法按正常的市场规律来判断。所以北京就算这样高的房价，也还是供不应求。
上海是经济中心，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可观，其土地释放量和需求量有差异，就会有供求矛盾。浦东再发展十年也没有地了。再加上热钱相对容易进入北京和上海，因为这里的投资选择多。所以特殊性和投机性决定了两地的高房价。
其他城市，如深圳，一共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90%是山地，又有1400万人口，土地比香港还稀缺，没有土地供应，所以地价、房价都上升，可是附近的东莞、惠阳地价并不贵。
王石谈到了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爆发迫使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国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将走入艰难时期。相比之下，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此外，王石还谈及了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我觉得亚洲的城市必然是人口集中，这样效率才高。解决居住问题就要考发展卫星城市，卫星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交通。
房地产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需要政府特别的政策进行补贴，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地方政府把商品化的土地当成主要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住宅。这更多的应该是靠中央财政收入。现在分税制造成税收大头被中央拿走了，要解决中低收入住宅，地方没有这方面的支出，就形成现在的局面。
《华尔街日报》：有数据说现在中国房屋自有率70%，怎么看这个比例和未来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住宅革命能持续多久？
王石：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与西方人对房子的观念相比，亚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已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钱人，在曼哈顿租房子住。亚洲房屋自有率比例高是非常正常的。日本1960年的统计数据，100个家庭拥有房子比率是96%，而中国现在才是70%。从这个比例来看，中国还在城市化，每年有1400万人进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拥有房子的绝对数量现在还是在大量增长中，这不构成问题，但问题是住房的大小问题，是不是需要住这么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数是比较高的。大就是浪费，建筑还不环保，更是浪费。房屋也质量不高，你会发现很多20年前盖的房子，现在就要拆，也造成浪费。
我们了解到，欧洲主体户型平均面积120平米，而中国现在也是120平米，德国人人高马大，亚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们的平均面积显然是大了。所以建设部曾发文严格规定90平米的住房要占70%。显然国家意识到了，中国住房面积过大的问题。当然这种规定不大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这种规定表明从国策上并不鼓励这种消费倾向。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引导，亚洲就是地少人多，所以不应该买那么大的房子，应合理使用。
万科住房的面积只是行业中同类住房面积的90%，虽然面积小了10%，消费者可以少花10%的钱，但是使用效率和空间感觉可能是一样的，这对设计要求更高。这方面日本做得更好。城市只能往高处发展，对设计的要求更高，面积就更不能做得太大。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四部分。
王石谈气候变化和绿色住宅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现在宏观经济恢复到了稳定的水平吗？
王石：中国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即使没有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更大的问题还有全球变暖，为了适应全球变暖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比金融危机造成的调整更大，对国家和企业都是这样。
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保八”不仅是2009或2010年的政策，还会是一个长远的政策。如果经济还是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宣布了单位GDP的减排目标。实际上，碳总量排放还在增加，中国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排放增速。我个人看，减总量对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减少碳强度对中国挑战性也非常非常大，但也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改善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需要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需要技术，需要更高的标准。未来三十年，中国如果照着这样的路走下去，全世界会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在承担责任，而不是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还在不负责任地排放。我个人认为，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削减40-45%的目标，虽不容易，但完全可以做到，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更大的潜力。
对企业这不仅涉及环保和社会责任问题，还会带来商业机会。
《华尔街日报》：开发商具体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石： 对开发商来讲，能源总耗的40%是家庭用户的消耗（用电、取暖）。我们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如何减少消耗；第二，建好的房子在使用当中如何减少能源消耗。有个统计数据，全球70%的木材流向中国，其中70%用在建筑工地，而其中再有70%用于住宅建设中。
中国的传统建筑是用钢筋混凝土这样的做法来建造，造成大量消耗木材。很多木材当作建筑木材，木材做的这种模板重复使用6.5次就报废了。每年大量砍伐森林就用于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造住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带来大量的消耗。我们是住宅建设的企业，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万科从2004年开始在研究，如果按照日本等发达国家“住宅产业化”的方法，在工厂里生产盖房子用的钢模，钢模可以数百次地重复使用，钢材还可以进行回炉，可循环再生。这样对技术要求高，生产成本高，但是它很环保。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技术在2007年开始试验性地投放市场。2007年投放5万平方米，2008年是20万平方米，2009年是80万平方米，占万科整个生产的比例是12%。预计到2014年，万科就能像日本同行一样100％使用钢模。我们预计，如果到2014年，房地产行业中有15%的企业也能使用这种产业化的方法，就能减少森林砍伐1.2万公倾。如果有50-60%的企业能做到，仅节省木材一项就会非常可观。
建环保住宅，让冬天暖气不要流失、夏天冷气不要流失，这个潜力就更大了。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有个环保标准叫LEED，分四个级别。中国关于绿色建筑也有三个星级，最高为三星。万科现在普遍达到一星，部分二星，个别三星。
绿色环保意味着少用电，少用电就少发电，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万科就是在起到带头作用。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万科推广住宅产业化的初衷不是因为社会责任，完全是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出发，因为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经验。万科现在完全是为了保证质量而这么做。
我们突然发现“住宅产业化”与环保生产是一致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心里非常高兴。你不是因为提高生产率，而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而刚好是减少了木材使用，提高了效率。当然不能停留在巧合上，要从更高的高度认识这个全球变暖问题，更主动地去做，而且带动行业一起做。现在同行只有万科在做，我们先走一步，如何动员全行业来做？我们制定两个政策，一是开放万科研究中心平台，告诉别人技术怎么使用；二是，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技术专利，让同行免费使用。如果同行都来学习，你才会有压力不断向前走。
《华尔街日报》：您个人去哥本哈根有什么目的吗？
王石： 我是受联合国环境署的邀请参会，联合国副秘书长点名邀请。第一个活动乘坐联合国和欧盟铁路系统推出的一辆“环保列车”，从布鲁塞尔搭乘环保列车到哥本哈根。在12个小时车程中，宣传环保概念。在“环保列车”上参加联合国环境署方面的活动，到了哥本哈根之后，参加环境署安排的非正式会晤，代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发布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中国企业家声明，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行动计划。
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声明和我国政府的减排目标，使我们很受鼓舞。从某种角度来讲，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是看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去布鲁塞尔的中国企业代表团本身都是积极的环保主义者，积极地把绿色环保当成一种竞争力。中国从人口、经济发展各方面都是大国，应该尽大国的责任。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尽企业的责任。这次我去哥本哈根首先是去感受如何对待全球变暖的政治角逐的环境。另外，北欧国家在环保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我借这个机会去丹麦，荷兰、德国对环保方面城市规划进行考察。
每年我的出国业务考察活动80%都是与环保有关系，过去一年的主要课题，就是研究城市垃圾分类。中国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之后产生的垃圾问题。现在中国迅速城市化，就迅速产生大量垃圾。中国过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现在发现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进行填埋，就算有地方埋，农民不接受填埋。现在认为焚烧是好办法，但发现也会产生二恶英。老百姓也不欢迎。
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都进行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地焚烧垃圾。垃圾分类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减少公害。中国只停留在从垃圾填埋到焚烧的过程。北欧采用高科技进行垃圾分类，效果非常好，但成本高。这种方法在中国人均GDP 3000美元的水平上很难大规模效仿。日本人用的垃圾分类的方式并不是高科技，但是他们利用民族自律，认真自觉地进行分类，这个我们又不可能学得到（笑）。
后来我们发现华人社区垃圾分类处理最好的是台北，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地引进台北市政府的垃圾分类做法。但这不是发展商完全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在小区里面分类，垃圾车来了，也不会分类收集，所以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力图影响政府，明年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中有一项就是要介绍台北政府的垃圾分类。我们相信台北能做到，上海也能做到。上海能做到，北京、广州、深圳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些城市能做到，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现在更多的精力就是在做这些事（笑）。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华尔街日报》：您觉得一些国家政府包括中国美国，最近公布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你觉得力度够吗？
王石：我不好说美国够不够，我们（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规定，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我们这种方法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即使没有碳排放和污染问题，地球资源也是有限的。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决定了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大。中国现在是石油进口大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将成为煤炭的进口大国，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煤炭给你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改。中国一直在试图减少单位GDP耗电量上，这和环保的目标（减低碳排放）是一致的。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都是这样做，所以中国的目标并不是额外增加的。只不过是中国公开承诺了，执行起来力度会更大。我认为中国只会超过（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不会减少，尽管做起来不是很容易。对外承诺与不承诺是完全不一样的。承诺之后，中国地方政府考虑的就不仅是GDP，而是绿色GDP，考核中国官员的政绩指标会有所不同。中国对外公开承诺搞环保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比中国承诺的数字意义要大。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中国官员会说，“历史上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中国13亿人口，人均排放少”。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不对，但如果一直延续这种说法，你说大家搞绿色环保会有积极性吗？承诺不仅会使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在国内意义会更大。反过来，如果看到中国在积极承担责任，国际上才会放心。
王石谈气候变化和绿色住宅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现在宏观经济恢复到了稳定的水平吗？
王石：中国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即使没有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更大的问题还有全球变暖，为了适应全球变暖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比金融危机造成的调整更大，对国家和企业都是这样。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企业这不仅涉及环保和社会责任问题，还会带来商业机会。
《华尔街日报》：开发商具体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石： 对开发商来讲，能源总耗的40%是家庭用户的消耗（用电、取暖）。我们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如何减少消耗；第二，建好的房子在使用当中如何减少能源消耗。有个统计数据，全球70%的木材流向中国，其中70%用在建筑工地，而其中再有70%用于住宅建设中。
中国的传统建筑是用钢筋混凝土这样的做法来建造，造成大量消耗木材。很多木材当作建筑木材，木材做的这种模板重复使用6.5次就报废了。每年大量砍伐森林就用于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造住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带来大量的消耗。我们是住宅建设的企业，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谈及中国较高的住房自有率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空间的影响时，王石说，中国人对住房的观念与西方人不同，中国目前的住房自有率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并不是问题。而中国住房人均居住平米数较高、建筑不环保、房屋质量不高和楼盖得较矮等现象，造成了很大浪费。
建环保住宅，让冬天暖气不要流失、夏天冷气不要流失，这个潜力就更大了。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有个环保标准叫LEED，分四个级别。中国关于绿色建筑也有三个星级，最高为三星。万科现在普遍达到一星，部分二星，个别三星。
绿色环保意味着少用电，少用电就少发电，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万科就是在起到带头作用。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万科推广住宅产业化的初衷不是因为社会责任，完全是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出发，因为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经验。万科现在完全是为了保证质量而这么做。
我们突然发现“住宅产业化”与环保生产是一致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心里非常高兴。你不是因为提高生产率，而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而刚好是减少了木材使用，提高了效率。当然不能停留在巧合上，要从更高的高度认识这个全球变暖问题，更主动地去做，而且带动行业一起做。现在同行只有万科在做，我们先走一步，如何动员全行业来做？我们制定两个政策，一是开放万科研究中心平台，告诉别人技术怎么使用；二是，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技术专利，让同行免费使用。如果同行都来学习，你才会有压力不断向前走。
《华尔街日报》：您个人去哥本哈根有什么目的吗？
王石： 我是受联合国环境署的邀请参会，联合国副秘书长点名邀请。第一个活动乘坐联合国和欧盟铁路系统推出的一辆“环保列车”，从布鲁塞尔搭乘环保列车到哥本哈根。在12个小时车程中，宣传环保概念。在“环保列车”上参加联合国环境署方面的活动，到了哥本哈根之后，参加环境署安排的非正式会晤，代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发布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中国企业家声明，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行动计划。
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声明和我国政府的减排目标，使我们很受鼓舞。从某种角度来讲，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是看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去布鲁塞尔的中国企业代表团本身都是积极的环保主义者，积极地把绿色环保当成一种竞争力。中国从人口、经济发展各方面都是大国，应该尽大国的责任。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尽企业的责任。这次我去哥本哈根首先是去感受如何对待全球变暖的政治角逐的环境。另外，北欧国家在环保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我借这个机会去丹麦，荷兰、德国对环保方面城市规划进行考察。
每年我的出国业务考察活动80%都是与环保有关系，过去一年的主要课题，就是研究城市垃圾分类。中国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之后产生的垃圾问题。现在中国迅速城市化，就迅速产生大量垃圾。中国过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现在发现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进行填埋，就算有地方埋，农民不接受填埋。现在认为焚烧是好办法，但发现也会产生二恶英。老百姓也不欢迎。
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都进行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地焚烧垃圾。垃圾分类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减少公害。中国只停留在从垃圾填埋到焚烧的过程。北欧采用高科技进行垃圾分类，效果非常好，但成本高。这种方法在中国人均GDP 3000美元的水平上很难大规模效仿。日本人用的垃圾分类的方式并不是高科技，但是他们利用民族自律，认真自觉地进行分类，这个我们又不可能学得到（笑）。
后来我们发现华人社区垃圾分类处理最好的是台北，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地引进台北市政府的垃圾分类做法。但这不是发展商完全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在小区里面分类，垃圾车来了，也不会分类收集，所以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力图影响政府，明年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中有一项就是要介绍台北政府的垃圾分类。我们相信台北能做到，上海也能做到。上海能做到，北京、广州、深圳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些城市能做到，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现在更多的精力就是在做这些事（笑）。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华尔街日报》：您觉得一些国家政府包括中国美国，最近公布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你觉得力度够吗？
王石：我不好说美国够不够，我们（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规定，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我们这种方法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即使没有碳排放和污染问题，地球资源也是有限的。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决定了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大。中国现在是石油进口大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将成为煤炭的进口大国，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煤炭给你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改。中国一直在试图减少单位GDP耗电量上，这和环保的目标（减低碳排放）是一致的。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都是这样做，所以中国的目标并不是额外增加的。只不过是中国公开承诺了，执行起来力度会更大。我认为中国只会超过（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不会减少，尽管做起来不是很容易。对外承诺与不承诺是完全不一样的。承诺之后，中国地方政府考虑的就不仅是GDP，而是绿色GDP，考核中国官员的政绩指标会有所不同。中国对外公开承诺搞环保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比中国承诺的数字意义要大。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中国官员会说，“历史上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中国13亿人口，人均排放少”。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不对，但如果一直延续这种说法，你说大家搞绿色环保会有积极性吗？承诺不仅会使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在国内意义会更大。反过来，如果看到中国在积极承担责任，国际上才会放心。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五部分。
王石谈登山、宗教信仰和其他
《华尔街日报》：明年有什么重要的登山计划？
王石：明年准备再登珠峰。明年是中国人登顶珠峰五十周年纪念，还是上海世博会。我准备借此机会，发起一次环保登山行动，重返珠峰。由万科出资，组织职业登山家通过登珠峰捡垃圾。因为珠峰八千米往上有数千个空的氧气瓶，国际NGO组织曾在尼泊尔的珠峰南坡做过这样的活动，珠峰北坡没有做过。同时还希望引起大家对全球变暖，冰川退化的关注。现在我每年都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
《华尔街日报》：登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石：2003年登完珠峰，记者问我，做企业难还是登珠峰难，我的答案使他很意外，他认为我一定会说是登珠峰难。我的回答是：做企业难！登珠峰我熬了55天，而做企业我从1983年到深圳创业开始，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我还在熬。如果把做企业比做登珠峰，珠峰8848米，充其量现在我们的企业还是在6500米，离达到我心目中的顶峰还有很远，可能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
登山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我觉得西方是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相信上帝，相信天堂，所以人们对死并不恐惧。教堂后面就是墓地，死人和活人是很密切的关系。东方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不愿意面对，只有清明节去扫墓。你到西方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墓地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好像公园一样。
东方人除了老年人写遗嘱，其他人写遗嘱是忌讳的。而登山是无法回避死亡的，一进山你就要考虑如果出不来，我的公司会怎么样，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我的朋友……每次进山之前，必须要把这些身后事考虑好。登山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所以可以坦然面对死亡。
有这样的心情，你会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可以面对你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你原来回避的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坦然、更平和。
我是无神论者，但如果我必须选择一种信仰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佛教到了中国，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一种庸俗的交易关系，场所非常商业化。
对于信仰，信不信是一回事，但你要了解，不信的话也不能去排斥。中国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开放，科学上的引进，在信仰方面，要更加包容，更多去了解不同的东西。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还是GDP挂帅，讲经济发展，一直持续下去，那会是很危险的。不断反思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对我们的民族非常重要。
王石谈万科融资计划
《华尔街日报》：万科的融资计划有无时间表？
王石：我们已经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增发新股112亿，正在报批的过程。国内融资市场时间周期较长，估计明年上半年能完成。
《华尔街日报》：有没有考虑过要在香港上市？
王石：这个想法一直有。香港融资平台更国际化，融资效率非常高。从融资决定到发股票一周时间就可以了。在中国，从决定发行到完成十二个月就算是快的了。因为种种原因，到香港上市还在考虑中，没有具体的动作。
《华尔街日报》：你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未来的三十年？
王石：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用三个字概括──“想不到”，对我个人、国家、公司都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通过全球化，通过改革开放才使得今天的一切得以实现。对未来的三十年，我还用三个字概括──“不确定”，不知道三十年之后会怎样。既然不确定，我们就去做那些可以确定的事情。
王石谈登山、宗教信仰和其他
《华尔街日报》：明年有什么重要的登山计划？
王石：明年准备再登珠峰。明年是中国人登顶珠峰五十周年纪念，还是上海世博会。我准备借此机会，发起一次环保登山行动，重返珠峰。由万科出资，组织职业登山家通过登珠峰捡垃圾。因为珠峰八千米往上有数千个空的氧气瓶，国际NGO组织曾在尼泊尔的珠峰南坡做过这样的活动，珠峰北坡没有做过。同时还希望引起大家对全球变暖，冰川退化的关注。现在我每年都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
《华尔街日报》：登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石谈到自己登珠峰的经历时说，登山最大的收获是让他能坦然地面对死亡，而做企业比登珠峰还难，可能付出一辈子的努力都不能登顶。此外，王石还谈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登山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我觉得西方是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相信上帝，相信天堂，所以人们对死并不恐惧。教堂后面就是墓地，死人和活人是很密切的关系。东方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不愿意面对，只有清明节去扫墓。你到西方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墓地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好像公园一样。
东方人除了老年人写遗嘱，其他人写遗嘱是忌讳的。而登山是无法回避死亡的，一进山你就要考虑如果出不来，我的公司会怎么样，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我的朋友……每次进山之前，必须要把这些身后事考虑好。登山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所以可以坦然面对死亡。
有这样的心情，你会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可以面对你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你原来回避的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坦然、更平和。
我是无神论者，但如果我必须选择一种信仰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佛教到了中国，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一种庸俗的交易关系，场所非常商业化。
对于信仰，信不信是一回事，但你要了解，不信的话也不能去排斥。中国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开放，科学上的引进，在信仰方面，要更加包容，更多去了解不同的东西。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还是GDP挂帅，讲经济发展，一直持续下去，那会是很危险的。不断反思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对我们的民族非常重要。
王石谈万科融资计划
《华尔街日报》：万科的融资计划有无时间表？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华尔街日报》：有没有考虑过要在香港上市？
王石：这个想法一直有。香港融资平台更国际化，融资效率非常高。从融资决定到发股票一周时间就可以了。在中国，从决定发行到完成十二个月就算是快的了。因为种种原因，到香港上市还在考虑中，没有具体的动作。
《华尔街日报》：你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未来的三十年？
王石：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用三个字概括──“想不到”，对我个人、国家、公司都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通过全球化，通过改革开放才使得今天的一切得以实现。对未来的三十年，我还用三个字概括──“不确定”，不知道三十年之后会怎样。既然不确定，我们就去做那些可以确定的事情。
王石专访实录一：2010年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http://cn.wsj.com/gb/20091207/BCH074604.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二：北京等地房价非常令人担忧 http://cn.wsj.com/gb/20091208/BCH080408.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三：用公交解决高房价与需求的矛盾 http://cn.wsj.com/gb/20091209/BCH074859.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四：减排会给企业带来商机 http://cn.wsj.com/gb/20091210/BCH080757.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五：登山让我坦然面对死亡 http://chinese.wsj.com/gb/20091211/BCH081010.asp?source=baidu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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