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史云生 ，美国投资界的传奇人物，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捐献基金的投资长。在过去20年，其操作的捐献基金创造惊人的16.1%平均年报酬。
投资组合平衡的核心操作方式同样在于逆向投资，投资物美价廉但是失去投资人关爱的股票，往往比较容易创造出更佳的获利。反倒是投资价格已高涨的当红股票，不容易获利。未受到投资人青睐的股票，股价本身都已有相当程度的低估，因此可以提高预期报酬。而当红股票所出现的溢价，则会降低预期报酬。
同时要注意的是，建立一个反向投资的部位，仅仅是整体作战计划的中途站，反向操作者若未能沉着地坚守立场，结果会很惨。
能一直坚持到最后实现目的的人，才是最后的市场上仅有的10%获利者。
另一方面，大卫•史云生投资组合里的资产配置理念也是值得研究，当股市处于低估、合理、过热不同状态时，股票、现金或债券、房产投资几种资产配置比例应有所不同，构建一个资产配置组合将能使总资产的获利更稳健。
恢复投资组合平衡(rebalancing)，包括采取行动来确保目前的投资组合特性，以期尽量接近当初所设定的资产配置目标。由于市场的力量，会造成不同资产价值的增减，因此它们占投资组合的比重也将随之改变。若想维持预期的资产组合，投资人就必须卖出相对上涨的资产，并且买进相对下跌的资产。除非投资人有系统地恢复投资组合的平衡，否则现有投资组合的报酬与风险特性，就必然与预期组合的特性出现落差。
恢复组合平衡的行为，与正常的认知大异其趣；在正常的市场状况下，有系统地恢复平衡，表示减码赢家而加码输家。这种做法违背一般的看法，当碰到极端的市场状况时，要恢复投资组合的平衡，投资人的勇气就面临重大考验。凶险的空头市场会发出大幅加码的信号，而异常的多头市场则会要求大量卖出市场的赢家。当市场出现剧烈变化时，投资人就必须展现出对自己信念的勇气。
当部分地加码或减码基金的投资时，明智的投资人应该考虑到对投资组合配置的影响，加码投入资金于低估的资产类别里，如此既可让整体投资组合更接近原先的目标，同时也不会增加额外税赋。相同地，减码高估的资产可以让整体组合与目标接近，但是在减码时，投资人应该考虑是否会增加税赋。实际上，高估的资产通常包含已增值的有价证券，一旦卖出就要课税，因而使投资人有所顾忌，就放弃减码的行动。
在恢复投资组合平衡时，应税的投资人会运用很多方法，来避免增加额外的课税负担。细心的投资人，会将新资金直接投入低估的资产，让目前组合的资产配置，能够尽量吻合预期目标。如果投资人有已实现的资本损失，就可以用来抵消其他的已实现资本利得，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组合的平衡就不影响税赋。另外，投资人也可以运用所得税递延帐户，来执行恢复平衡，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调整过程中，增加额外的所得税。在恢复投资组合的平衡时，税赋的考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恢复组合平衡，对维持适当的资产配置目标很重要，但是很少人真正有系统地去执行恢复组合平衡的动作。
美国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大学退休权益基金(TIAA-CREF)最近曾经针对它的基金投资人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在大专院校服务的投资人，大多数都不关心投资组合资产配置的问题，而且这些投资人很少采取行动，来恢复投资组合平衡，这点令人十分惊讶。假如一群受到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都无法有系统地恢复投资组合的平衡，相信绝大多数的一般投资人就更不可能这样做了。
恢复投资组合平衡的心里面
反向投资(contrarian)行为，是大多数投资策略成功的关键。不幸地，人类的天性会因为跟随集体行动，而获得自我正面肯定(positive reinforcement)，这就像莎莉・鲍尔斯(Sally Bowles)在电影《酒店》(Cabaret)里说的一段名言：“每个人都爱赢家，所以没有人喜欢我。”反向投资行为需要避开赢家，并逆向拥抱被遗弃的输家。但是多数人刚好采取相反的做法。
实际上，商业界通常是奖励能够追随潮流的趋势者。由于企业会加码成功的策略并且砍掉赔钱的布局，而后带来商业上的成功；管理阶层则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赢家，从而创造出美好的结果；经理人为了减少损失，只会分配稀少的资源给赔钱者。在这种达尔文式的商场里，成功培养出成功(success breeds success)。
在投资界里，失败会播下未来成功的种子。投资物美价廉但是失去投资人关爱的股票，往往比较容易创造出更佳的获利。反倒是投资价格已高涨的当红股票，不容易获利。未受到投资人青睐的股票，股价本身都已有相当程度的低估，因此可以提高预期报酬。而当红股票所出现的溢价，则会降低预期报酬。
大部分投资人觉得认同市场主流的投资，比较令人安心，因为自己的看法和多数人相似而产生安全感。这种多数人的态度与行动，创造出共识；显然地，只有少数投资人不愿意追随市场主流。不过，一旦多数投资人改而采纳原先不认同的非主流看法时，以往少数人的看法，就会变成广受支持的想法。
采取并且维持非主流的投资部位，需要有坚强的信念与毅力，因为朋友间所谈论的，通常是与你完全不同的投资计划，媒体推销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也多有分歧，券商则鼓励投资人卖出昨日的输家，并且买进昨日的赢家。面对这种表面上压倒一切的共识时，成功的反向操作者(contrarian)会对各方的劝说视若无睹。
建立一个反向投资的部位，仅仅是整体作战计划的中途站，反向操作者若未能沉着地坚守立场，就注定会失败。假设有一位投资人刚开始时避开当时的热门股，可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这位态度不够坚强的投资人终于屈服了，然后追随着市场乐观的想法。在买进最热门的股票后，接下来市场就会达到疯狂的高点，使得投资人在出现损失后，却又无法赚到钱来弥补亏损。采取反向操作的立场，却又无法坚持己见的投资人，最后的结局就会很惨。
恢复平衡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性行为，它表示在市场变动时，能够坚守自己的投资组合目标，卖出表现相对强势者，并且买入表现相对弱势的标的。换言之，有纪律的恢复平衡操作者，会卖出热门股，并且买进冷门股。当市场处于正常情况下，恢复平衡仅仅需要一些毅力，可是碰到市场异常波动时，要恢复组合的平衡，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1987年股市大崩盘后投资人的行为
在市场出现剧烈变动时，要求采取行动去恢复投资组合平衡，真的很困难，投资人面对的机会与风险，就是买进突然暴跌的资产，同时卖出突然暴涨的资产。其中的机会在于买低卖高，而风险则是当买进的续跌、卖出的续涨时，投资人却无法坚持下去。
1987年的股票大崩盘，是市场巨幅波动的好教材。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当天S&P 500指数下跌23%，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跌，可说是挑战市场机率分配的可能性。根据过去每日的波动率，这种下跌代表着25个标准差的乖离。就外行人而言，这种25个标准差的乖离根本不可能发生。(注:在常态分配下,乖离一个标准差发生的机率为1/20,如果每年有250个交易日,乖离八个标准差发生的机率为每3兆年发生一次,而乖离达到25个标准差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种史无前例的全球股市大崩盘，撼动投资大众对市场的信心，市场所谓的权威人士纷纷看坏后市，并且预测股票投资未来不看好，新闻媒体则无情地大量报道坏消息。当面对国际间全面性悲观的大环境下，有决心恢复组合平衡的投资人，却必须买进股票来符合资产配置目标，很清楚的，在一般人眼里，他们认为这样的举动很轻率而且不理性。这时候，只有很少数人拥有足够的毅力，去执行恢复组合平衡。
从1987年大崩盘前后的共同基金配置资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投资人的行为。不过请留意：共同基金的资料，并无法代表一般人的整体资产负债表。尽管如此，基金配置的变动对了解投资人行为仍然深具参考性。先看看1987年9月底(即市场暴跌三周前)的共同基金配置情况，当时因为投资人热衷于股市，股票基金持有比重达到数年来最高的28%，债市在股市多头时遭到冷落，债券基金比重降至1年来最低的30%，而货币市场基金更从几年前的60%下跌到37%。
如果投资人遵循有纪律的恢复组合平衡方法，崩盘后的基金配置应该与崩盘前相似。但是从上述资料，根本看不出投资人曾经试图恢复投资组合的平衡，股票基金比重从28%下跌到22%，几乎较9月的比重少了25%。债券基金因为受惠于股市的下跌，比重由30%增加到32%。而代表安全避风港的货币基金比重，则由37%提高为42%。如同表1所示，短短2个月内，投资人突然大幅降低股票比重，转而拥抱债券与现金。
从共同基金的资金变化同样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1987年7月时，股市进入第5年的多头市场，5年期间股市大约上涨了4倍。如同表2资金流向所描述，股市的强劲表现，煽起了投资人的贪念。在1987年崩盘前的6个月里，投资人的贪婪激发17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股票基金，投资人同期间从债券基金抽出60亿美元，从货币市场基金抽出70亿美元。但是股市崩盘后，资金流向就完全走样，当投资人由贪婪转为恐惧时，投资人忽然从股票基金猛然抽走100亿美元，并且从债券基金抽走30多亿美元。投资人寻找安全避风港时，货币市场基金成为唯一的受益者，短期间流入的资金就高达290亿美元。投资人在崩盘前后买高卖低的这种操作手法，很难创造满意的投资报酬。不论依据股市崩盘后一段时间的资产配置比例，或是资金流向的数字，两者都指出投资人并未采取任何恢复组合平衡的行动。事实上，投资人崩盘前追涨与崩盘后杀跌的操作方式，使资产恢复平衡的效果更加恶化。
因为股市崩盘引发资金于恐惧中撤出风险性资产的行为，将损害整体投资组合在未来几年的表现。在股市暴跌后，投资人重回股票市场的速度很慢，在随后的四年，投资人持有股票基金的比重，才终于恢复崩盘前的水准。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有史以来的最大多头行情里，基金投资人反而保有较高的现金与较低的股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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