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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最近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兼《亚洲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袁莉的专访。采访中马蔚华就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以及现代银行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回答了问题。以下是部分采访实录。为简洁起见，内容进行了编辑。袁：您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
马：我每天有空就上。我平常白天在办公室经常开会，跟总经理们交流，晚上批文件。我每天晚上11点多回家后都要上网，除了正统新闻，花边新闻也看看，你要知道很多事儿。
袁：您好像很有精力，对什么都有兴趣。
马：对，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有时候我报纸看不完，就会把觉得值得看的都收集起来，但有的时候不一定都能看完。
袁：您好像还喜欢葡萄酒、高尔夫……
马：这些什么葡萄酒、高尔夫之类的都是我的高端客户喜欢的，我必须了解它们。我最早并不太喜欢葡萄酒，也没什么兴趣。但现在跟高档客户在一块必须要有共同语言。他对你的信任基于跟你有共同语言。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包括艺术家、导演、明星、作家、运动员、企业家，还有将军、官员。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朋友。
袁：您觉得这是做银行家的素质之一？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
马：今天的银行家和过去的银行家很不一样。过去的银行家好像都是老谋深算，不苟言笑，必须很古板的样子。我觉得今天的银行家，第一，你必须在市场上赢得客户的信任；第二，你必须了解变化中的世界。那你怎么能躲在屋里呢？你必须跟人交往。只有了解他们你才能了解需求。银行不是服务业嘛！你了解了未来的需求，才容易产生创新的动机。“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袁：那您接触过的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们，您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人吗？
马：有些比较保守，有些比较开放。我接触过印象最深的就是（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我觉得他是比较开放的，他比较了解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很感兴趣。我觉得银行家就应该这样，不是古板地只谈银行，只谈银行也没啥谈的。
袁：您很忙，管着四万多人，然后还要负责产品的创新，为什么您愿意去花很多功夫到国外去跟这样那样的机构和这样那样的人去谈话?
马：这十几年来，我觉得最高的领导，最起作用的领导，是思想的领导，理念的引导。而要做到理念的引导，你必须使你自己的理念发生变化。我们的差距在于管理，而管理的最大差距在于理念。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银行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成长环境是这样的，它不是完全市场的，它必然有很多计划经济的传统色彩。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断地变革，甚至颠覆，才是一个银行有活力、能走在前面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这些西方银行家，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会启发你的思想，会使你的思想有个新的天地。然后你再用这些东西去引导，因为思想的引导、文化的引导可能是最高的领导。
袁：您有没有想过您也是在影响华尔街？
马：可能客观上有个交流吧，互相影响。
袁：您这好像是中国式的谦虚。
马：我觉得也不是谦虚。什么事儿都是相互的。我们过去强调学习西方。我觉得学习西方，最根本的不是学习它的产品，简单地复制它的体制，这么多年它们在中国为什么老不成功呢？因为文化不一样。中国也不一定得照搬它们的东西，中国有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特点。所以不一定抄袭照搬，要创造性地模仿。你把自己的优点估计足，把自己的特点估计足，然后你再把对方的长处，有利于你的、适合你的拿过来，这样形成一种比较好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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