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网
近期媒体揭示中国行政审批成本之高，已经明确提示我们：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远，甚至就是一个大坑。
从2001年至今，经过对我国行政审批项目的多次清理，国务院各部门以前多达4000多项的行政审批项目，已经减少到2000多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指出，“表面上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企业负担并没有减少，政府官员通过审批途径的‘寻租’合作愈演愈烈。”汪玉凯经过统计指出，目前我国有80多位省部级腐败分子查出有经济问题，其中无一不与审批有关。
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提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却仍然无法突破制约其深度推进的“瓶颈”问题。
汪玉凯表示：“行政审批已经变成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怪胎，它使经济活动成本大大上升，而迄今为止我国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依旧是形式大于内容，未能触动根基。”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向媒体表示：“我们曾做过立法调研，企业办一个事情最多需要盖125个章，如今看来实际情况比这还严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改革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制化，目前为止的改革主要围绕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审批权限等方面，但表面上的审批项目减少并没有真正减少企业的成本，反而是程序更加繁琐，时限更加拖长。
相关媒体通过深入采访了解到，各部门行政审批削减的多是不收费的项目，对部门有利的、收费的项目却拿住不放，还有行政部门将审批权转移到下属单位，比如协会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普遍存在。
今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将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议论纷纷。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为什么出现停滞？
秘鲁经济学家索洛在他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揭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巨大的奥妙。索托和他的同事多年一直在为秘鲁、埃及、菲律宾和海地的政府工作，发现这些国家官僚制度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它们向正规经济方向转化。如果要在秘鲁开一个只有一个人的裁缝店，需要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办手续（所需的法律费用将是这个裁缝店每月最低收入的31倍）。如果要得到在埃及盖一所房子的合法许可，需要与政府打上5年的交道，包括在31个政府部门办理77项行政手续。难怪大部分人都把他们的房子或公司设在法律体系管辖的范围之外。索托估计，在秘鲁和埃及这样的国家中，10个人中有8个人的财产在正规经济之外。法律管辖之外的财产总值，不仅超过了法律管辖之内的财产，而且也使外国援助和投资相形见绌；在埃及，法律以外的财产总值相当于所有记录在案的投资总额（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大坝）的55倍；在海地，这部分财产相当于所有投资总额的150倍。但这些财产都是“死资产”，因为无法被有效组织起来搞生产活动，也没法投入到市场交易当中。这些国家，法律是有的，但是个无形的“钟罩”，只给特权阶级保护和服务，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与此无关，他们日常经济活动，只能在法律保护之外，如果按国家法律正常程序办事，日子是没法过的。但脱离法律保护的经济活动，能有多大效率呢？
对比今日中国繁琐和成本高昂的行政审批制度，我们就会明白，“中等收入陷阱”云云，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甚至就是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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