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德国，尤其在足球大赛期间，司空见惯的两个词就是“机器”和“战车”。前者隐含贬义，后者也未必是褒扬。我见到过“德国战车碾过英格兰战场”这样的语句，多少觉得有些怪异。
倘若这样的话语是英国人写出来的，还算勉强交代得过去，说到德国，哪怕族源上跟他们是近亲，英国人永远都绕不开一战二战的话题，即使如是说的英国人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那两次世界灾难。或许因为这个世界的传媒工具主渠道，仍然是由英文主宰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参与国际事件报道和描述时，无形中被套上了“英式思维”定式。
严谨到刻板、冷酷至凶残、好胜得贪婪，自信成傲慢，仿佛都是这种“英式思维”定式下，对德意志的推演趋势。而两国足球又时不时要捉对厮杀，英格兰时不时都要落败——事实上，欧洲大部分国家，在足球场上碰上德国或者前西德，都是负多胜少。这种观念逐渐形成，逐渐演化成了我们对德国足球，乃至对德意志这个民族的认知。
起码在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有过这样的过程。类似的影响，还不仅是足球。在Yvonne Catterfeld之前，我对德国流行音乐几乎没有任何认知，虽然不太懂德语，但是也会觉得德语听起来发音太硬，吟唱时会否不够委婉流转。直到听过Yvonne一首名叫Fur Dich的歌曲，才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像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夏天不断惊艳的德国队，难道还能用“机器”、“功利”、“防守反击”等隐含贬义的词汇去形容吗？德国打英格兰那场比赛，我在遐想，倘若把德国白衫黑裤的球衣，换成通体橙红，是否我们都会把这支德国队当作印象中的荷兰队？德国对阿根廷的比赛，我继续做着类似的假想，我发现这支德国队和我心目中敬仰的那支荷兰队无限接近。
德国足球，乃至德意志，成为了一个迷思（myth）。很多以往被洗脑、被堆砌形成的观念，现在看来可能都有些牵强。就像我们长大成人后，常常会突然发现过去学的历史，或许不算是历史。
德意志人严谨到了刻板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样的描述就是嘲笑德国人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逻辑思辨能力强、理性高度足，并不是扼杀艺术家想象力的工具。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西学东渐，中国大陆思想学界几乎都是从黑格尔起步，到尼采风行登峰造极——尼采是个哲学家，更是个想象力和破坏力无与伦比的诗人和作家。从歌德席勒的诗歌狂飙突进，从丢勒到门采尔，从贝多芬到瓦格纳，从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莲》、格拉斯的《铁皮鼓》到今天的Yvonne，德国人旺盛的创造力和先导性，从来没有断绝过。
一如足球场上的全攻全守。我们将total football的桂冠，送给了米歇尔斯、克鲁伊夫及至今天巴塞罗那和西班牙队这一条荷兰足球的哲学脉络，其实全攻全守的诞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着荷兰和前西德两个起源地。温格说他七十年代初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念经济学学位时，周末经常跑去德国，沉迷于门兴格拉德巴赫足球，“因为他们踢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全攻全守足球”。球场上的位置被模糊化，球员个体的技艺全能化，攻守转换频繁又流畅，这段看球经历，让温格形成了自己的足球哲学。七十年代初阿贾克斯的欧冠三连冠后，紧接着就是拜仁慕尼黑的三连冠，克鲁伊夫在前场诠释着全攻全守，贝肯鲍尔在后场诠释着全攻全守。
即便如此，我们对德意志仍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疑惑。他们仍然是制造业最杰出的国家，虽然产量不能和中国相比，但最好的汽车、最精密的仪器、最精巧的小器具，哪怕我十余年前亲眼所见的最好的工业瓷器，仍然产自德国。最好的制造，就不能来自最好的原创？最有效率的足球，就不会是最具美感的足球？这是德意志迷思的种种。
我真后悔年轻时没去学会德语，以致于总被拘泥在世界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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