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政策继续为经济“护航”的空间有限
作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两大火车头，中国和美国在二季度都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在中国，制造业PMI呈滑落态势，企业一边要应对信贷的不断收紧，一边还要消化高企的库存。在美国，失业率重新回到9%以上，房地产市场也仍未止跌企稳。至于欧洲，依旧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以德国、法国为首的核心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而深陷债务危机中的边缘国家大多处于衰退状态。这幅似曾相识的图景在去年二季度同样出现过。当时，情况是如何逆转的呢？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密集赶赴各地调研，并最终定调将“稳增长”放在首位。去年下半年后，国内房地产市场悄然回暖，经济增速亦迅速上行。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继一再强调稳定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后，于去年8月发表了举世瞩目的讲话，传达了第二次量化宽松（QE2）的意图。此后，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美国基本都处于亢奋状态中。欧洲则于5月中旬推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一举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欧元。在中美欧宏观经济政策的合力之下，所谓的“二次探底”在下半年全球火热的经济状况前不攻自破。
如此看来，政府似乎只要简单复制过去的政策，便能使经济重新恢复活力。遗憾的是，与去年相较，今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政策腾挪空间已经有限。最大的变化，在于全球通胀水平远高于去年二季度。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5%以上的通胀率，类似于越南这样的国家，更是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反通胀的方面不敢懈怠。而去年尚可作壁上观的欧美，如今已难置身事外。今年4月，美国通胀率已达3.2%，欧元区5月通胀率则为2.7%。而在去年6－11月，美国通胀率一直徘徊在略高于1%的水平。虽然触发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关键是核心通胀率，但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仍将增加美国民众的怨言，并形成较大的政治压力。如果说去年反通缩和稳定经济复苏对美联储而言是同一回事的话，今年美联储将不得不在反通胀与刺激经济间寻找平衡。此外，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的再度恶化意味着欧洲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因为追加救助资金这一选项在财力上和政治上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行。
这意味着，今年主要经济体若想重复去年的政策，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同时，刺激政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果也会不如从前。实际上，金融危机后各国所奉行的宽松政策，只能视为一种权宜之计，从某种意义上是用新泡沫代替旧泡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社会生产水平的提升能迅速消化掉这些泡沫，那新泡沫就会演变成一场真实的繁荣。但是，在过去两年中，深刻的技术进步和欧美劳动力市场、福利水平的大幅调整并未出现。一个例子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股市上升，而非收入的增加。而股市上升很大程度上拜QE2所赐。去年8月至年底，美国股市上涨了15%。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股票总量大约为17万亿美元，15%的涨幅相当于家庭财富增加了2.5万亿美元。以往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财富每增加100美元能提振4美元的消费支出，因此2.5万亿美元的财富增量能够增加大约10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这一数字与家庭储蓄的下降以及由此所致的消费支出相当匹配。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也曾上演过类似的消费增长。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去年此时曾出现过的全球经济放缓今年再度光临，但高企的通胀水平却让主要经济体手中的牌越来越少。利用宽松的政策去赌明天的做法，也许可能会成功，但不可能永远赌下去。如果经济不能在政策用尽前调整到位，那新泡沫就难以变成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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