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之所以受到塔勒布的高度赞赏，是因为在索罗斯身上有一种优异的“特质”——这也是塔勒布愿意追随索罗斯的地方：他的信念完全不受“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念束缚。也就是说，索罗斯可以相当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见，即使别人提醒他先前的立场如何，他一点也不会觉得难堪。如果要问什么事情改变了他的心意，他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个叫侯让（Jern Manuel Rozan）的交易员在他的一本自传中举证：有一个周末，索罗斯在与侯让打网球休息时明确表示非常看坏后市，并且还说了一连串让侯让听不懂的道理。仅仅几天后，市场猛涨，屡创新高。侯让担心索罗斯建立的头寸可能赔钱，于是在下次打球问他是否有所损失。不料索罗斯却说，“我们大赚了一票。我改变了主意，不但回补了空头头寸，还建立起很大的多头头寸。”还是这个叫侯让的人，20世纪80年代末，索罗斯曾给侯让2000万美元去投机，侯让借此创立了一家交易公司。几天后，索罗斯到巴黎，他们共进午餐时聊到市场，侯让发现索罗斯的态度变得相当冷淡。之后，索罗斯把钱全部撤回，没做任何解释。相对于索罗斯，巴菲特在塔勒布眼中只会“死守”自己的观念——安全边际以及只买便宜货——“直到踏进坟墓”，也绝对不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这又如何得到塔勒布的赞赏呢？假如有一幅画，当初是以2万美元买进的，由于艺术品市场欣欣向荣，现在这幅画涨到4万美元。如果你没有这幅画，你会依当前的价格买进吗？买进，就是“路径依赖”，否则就不是。巴菲特有“路径依赖”吗？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塔勒布一直专注于研究运气、不确定性以及概率。因为他出版了《黑天鹅：极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一书而声名远著。塔勒布认为自己就像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而且迄今仍然沉湎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之中，他所崇拜的英雄大多是文学人物。作为一个交易员，他却极力避开媒体、电视和报纸，不喜欢闲谈，视闲谈如同瘟疫。与索罗斯一样他也以身为交易员为耻，只希望把交易当做知识生活的一个小小延伸。对有钱人从不为其所动，也从不以他们为榜样，这是因为他认为迅速致富的人经常带有铜臭味。他的基金公司Empirica专门不断地购买低价的卖方期权，而这些都是别人看起来永无翻身之日的期权，但是塔勒布只赌它可能发生，并且喜欢偶尔一次来个大丰收。他没有从事复杂的数学模型演算，甚至从不研究基本面和技术面的问题。建仓之后的任务是出去滑雪、听音乐，耐心地等待着一次谁都没有意料到的暴跌，来成就他的财富梦想。尤其是2001年以来，两次成功的交易使得他名声大噪。第一次是2001年，他在“9・11”之前大量买入行权价格很低、无价值的认沽权证，用一种独特方式做空美国股市，直到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楼。结果是一夜暴富。第二次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他又先知先觉重仓做空，大赚特赚了一笔。业界称他是“像买彩票一样的做股票”，并且他是每买必中，每中必是头奖。而一般人买彩票，大都只是在做贡献。据说他有一位身为数学分析大师的好朋友来看他，听说了他的投资组合后大为惊讶。他说道，“塔勒布，除非有一架飞机撞进了我们的办公楼，否则你的投资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塔勒布当然用不着去慢性自杀，因为他绝非赌徒，而其成功也绝非只是运气。不过，塔勒布目前已经功成身退，现在是每天靠写回忆录来打发时光。
塔勒布认为黑天鹅事件几乎能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金融市场、商业、经济，甚至我们的生活都由这些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主导。塔勒布在回答《麦肯锡季刊》的专访时说，“我这本《黑天鹅》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应该考虑未知事件、考虑到未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您想像不到，但又会让您付出高昂代价的事件。”由于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所发生的几率实际上要比想象的高得多，因此塔勒布认为，大多数所谓成功者实际上只是随机性运气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了巴菲特在内。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最近几年，关注“黑天鹅”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到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地步，以至于完全丧失了主动出击的勇气。其实用不着如此。塔勒布同时也指出，“第一，对于正面的黑天鹅，应当勇于去承担最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决策失误，您所付出的代价很小，但如果决策正确，收益却十分丰厚。第二，尽量避免与负面的黑天鹅扯上关系。”在《随机致富的傻瓜》一书中，塔勒布针对随机事件的问题，直接建议人们最好的方法是“掌控自己的命运”。
不过我认为，巴菲特是掌控自己命运最好的人。因为过去“30年来，没有人能够正确地预测到越战会持续扩大、工资与价格管制、两次的石油危机、总统的辞职下台以及苏联的解体、道指在一天之内大跌508点或者是国库券殖利率在2.8%与17.4%之间巨幅波动。”不过确实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却从未让巴菲特从本杰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投资哲学——安全边际“造成丝毫的损伤，也从来没有让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优良的企业看起来有任何的不妥，”巴菲特在1994年致股东信中写道，“想象一下，若是我们因为这些莫名的恐惧而延迟或改变我们运用资金的态度，将会使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是利用某些历史事件发生，悲观气氛到达顶点时，找到最好的进场机会，恐惧虽然是盲从者的敌人，但却是基本面信徒的好朋友。”在往后的30年间，一定还会有一连串令人震惊，也就是黑天鹅的事件发生，那又怎么样？“我们不会妄想要去预测它或是从中获利，如果我们还能够像过去那样找到优良的企业，那么长期而言，外在的意外对我们的影响实属有限。”
大多数投资者总是以相当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见。他们往往不是“死守”得太少，而是“修正”得太多；不是交易得太少，而是交易得太多。对比索罗斯或塔勒布与巴菲特的方法，索罗斯或塔勒布的方法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显然难以效仿，而巴菲特的方法则可能更容易学习一些。尤其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更是制衡“黑天鹅”的有效武器。由于塔勒布总是用他的黑天鹅去解释许多事情，同时他又认为许多人的致富或者成名只是凭着运气。因此，尽管巴菲特拥有过去40多年的投资纪录却仍然不如索罗斯的成功那样可靠，尽管有198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次著名的演讲却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与索罗斯拥有200万次的交易记录相比，巴菲特只打“20个洞”的做法确实无法证明他的成功不是机缘巧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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