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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
吴敬琏传连载之七：从孤胆战士到“吴市场”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可谓经济学领域中成就最大者之一，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年界八十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将于2010年1月底出版《吴敬琏传》一书。FT中文网被授权首家连载该书内容。我们将在未来两周里，与读者率先分享该书精彩内容。
连载之七：从孤胆战士到"吴市场"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动荡。在1989年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
在1989年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呈现一派萧条气象。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去从徘徊，凶险无穷。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从一开始，吴敬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招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看到他就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10年没有谋面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的权威杂志和报纸发表一位政治家、理论家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前一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 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改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还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的，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86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4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市场取向派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
吴敬琏传连载之六：失败的“闯关”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可谓经济学领域中成就最大者之一，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年界八十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将于2010年1月底出版《吴敬琏传》一书。FT中文网被授权首家连载该书内容。我们将在未来两周里，与读者率先分享该书精彩内容。
连载之六：失败的"闯关"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①，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领导人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他谈到，体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们发回很多电报，说拉美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是经济还是在发展。他还举例说，前些日子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当他得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时说，你们这点通胀算什么，如果能像你们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体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人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
至此，立即"闯关"的决策敲定。
从上述的这些细节以及综合后来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赞成进行价格改革的人士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只不过对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时间有不同的估计。刘国光认为要花两年时间；吴敬琏则认为，只要力度足够，不需要两年。
第二种是立即进行"闯关"的意见，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并不可怕。
争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执行。当时的决策层对立即"闯关"所可能引发的市场和社会动荡竟没有去设计一个防范性的预案。用吴敬琏的话说，"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
争论至此仍未结束。
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自然讨论到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与会专家，各个方案的代表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王珏、吴树青等5人发言。从当时发出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到，他们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吴敬琏和张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环境、防止通胀的必要性。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
这个"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 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在吴敬琏看来，后来实施的"闯关"方案―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的做法太过鲁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说，"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为物价飞涨和全民抢购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8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
分析：南非的“基础四国”梦 Zuma's Basic instinct sees him wooing China
“金砖四国”(Bric)还是“基础四国”(Basic)？有好几年，哪怕只是提一下“金砖四国”这个词，都会让南非的官员们恨得咬牙切齿。
南非倒不敢宣称自己高度依赖大宗商品的瘸腿经济敌得过金砖四国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规模、潜力，还是活力方面。但在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龙头，南非一直渴望走上全球舞台。而那么多经济学家痴迷于四大新兴经济体，一直令南非感到失落。
但现在，南非敢于再次寻梦，该国曾经备受争议的领导人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亦是如此——就任总统9个月的他，可能刚刚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地缘政治主题。
对于去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那颇具戏剧性的最后一夜，人们已经谈论得够多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前去拜会中国代表团，不料却发现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领导人正在开会。
尽管外交官们仍在猜测，究竟是美国总统还是其他什么人擅自闯入了这场中国派对，但在非洲，人们铭记这一场景的原因却截然不同：祖马出人意料地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温家宝和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等知名度更高的全球政治家并肩而坐。
非洲外交官们乐意认为，这标志着一个新国际集团的形成，终于有一个非洲国家坐在了上座。这个新团体——“基础四国”集团：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上周末在新德里举行了首次会晤。
祖马的一位密友坚称，这四个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临近尾声时聚到一起实属天意。据称，由于挡风玻璃被冰覆盖，祖马乘坐的飞机只能推迟起飞，他才得以重返气候变化会谈。
不管怎样说，这让被排除在外的欧洲官员们感到震惊。在峰会初期，他们本以为祖马会认同欧盟国家的观点，即强烈要求各污染大国做出有力的承诺。可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发现祖马坚定地与中国站到了一起。
无疑，素来和蔼可亲的祖马会设法抹去任何外交上的长时间不满。毕竟，数周前，就是这个人在前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Manto Tshabalala-Msimang)那高度紧张的葬礼上突然放声歌唱，让所有人顿时放下心来。
尽管他以八面玲珑著称（实际上有那么一点祖鲁“万金油”的味道），但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比许多人预想得果决得多。特别是他似乎已打定主意，将其前任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与北京方面更为小心谨慎的交往向前推进。姆贝基希望促进“南南合作”，但他的动机中除了与中国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渴望，似乎还有寻求以此挟制西方的成分。实际上，他曾警告称，中国应谨防与非洲结成一种“殖民关系”。
尽管祖马在国内推迟了几项重大决定，但他对中国似乎并不抱有此类顾虑。他在去年4月就职后不久，就通过一项决议，拒绝给达赖喇嘛(Dalai Lama)发放签证。随着美国经济正统地位的声誉严重受损，他对中国经济成就的关注愈发密切。祖马的一位顾问表示：“当前的要点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我们无法任由市场自生自灭。”
摆在西方人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南非是否会寻求在“基础四国”中扮演一种桥梁角色，敦促中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毕竟，南非传统上与英美较为亲善。
南非官员们坚决表示，两方面关系都不会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但中国去年一跃成为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
所有这些背景信息都表明，南非将尽最大努力，以确保“基础四国”得到外交方面的关注，尽管“金砖四国”让经济学家个个心醉神迷。
让我们准备好，聆听更多挡风玻璃结冰和西方官员失望的故事吧！
译者/陈云飞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071
Brics or Basic? For many a year mere mention of the term Bric has been guaranteed to set South African officials' teeth grinding.
It is not that South Africa can claim its stuttering commodity- dependent economy can rival any of the Brics', in scale, potential or sparkle. But as the economic powerhouse of sub-Saharan Africa, since the end of apartheid South Africa has long dreamt of being a global player – and been frustrated by the fascination of so many economists with the big four emerging economies.
Now, however, South Africa is daring to dream again, as is Jacob Zuma, its sometime controversial leader, who just may have found a compelling geopolitical theme for his nine-month-old presidency.
Much has been made of the dramatic final evening at December'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when Barack Obama paid a call on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nly to find that a meeting was already under way between Chinese, Brazilian, Indian and South African leaders.
But while diplomats still speculate as to whether it was the US president or the others who were gate-crashing at a Chinese party, in Africa the scene is remembered for very different reasons: the surprising presence of Mr Zuma alongside the more established global statesmen, Manmohan Singh, Wen Jiabao and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This, African diplomats like to think, was the moment a new international grouping was formed, one that at long last entrenched an African presence at the top table, and held its first meeting, in New Delhi, at the weekend: the Basic group, Brazil, South Africa, India and China.
One of Mr Zuma's confidants maintains there was an element of divine providence to the closing Copenhagen ensemble. Supposedly Mr Zuma's aircraft had to delay its departure because of an iced-over windshield, enabling him to return to the talks for the climax.
Whatever, the excluded European officials were startled. Earlier in the summit they believed Mr Zuma was amenable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U nations who were pushing for hard commitments from all big polluters. Instead they found he was firmly with China.
The ever-affable Mr Zuma will no doubt manage to brush off any lasting diplomatic pique. This, after all, is a man who just a few weeks ago burst into song to put everyone at their ease at the hugely sensitive funeral for Manto Tshabalala-Msimang, the former health minister.
But notwithstanding his reputation as a man who is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 indeed something of a Zulu Mr Everyman – there is a growing sense tha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e may be more decisive than many anticipated. In particular, it appears he has decided to intensify his predecessor Thabo Mbeki's more cautious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While Mr Mbeki liked to encourage a “South-South” axis, his drive appeared as much to do with fashioning a lever against the west as a desire for close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Indeed he once cautioned that China should beware of fashioning a “colonial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While he has put off several key decisions at home, Mr Zuma appears to have no such misgivings over China. Shortly before taking office last April he waved through a decision to deny a visa to the Dalai Lama. With the reputation of Washington's economic orthodoxy in disarray, he is paying ever-closer attention to Beijing's economic record. “The story of the moment is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says one adviser. “We can't leave the market to operate on its own.”
The main question for the west is whether South Africa will seek a bridging role in “Basic”, and will urge China to sign up to binding emissions targets. It does after all have traditionally close ties to Britain and the US.
Officials stoutly insist neither relationship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But China's emergence last year as South Africa's largest trade partner is a straw in the wind.
All the mood music suggests that South Africa will do its damnedest to make sure that, for all the swooning of economists over the Brics, in diplomacy Basic is the grouping to watch.
Prepare for more tales of frozen windshields – and disappointed western officials.
Alec Russell is world news editor
2010年1月28日
如何瓜分中国二线市场？ A MARKETING MANIFESTO TO ADDRESS CHINA'S CONSUMERS FAR AND WIDE
在政府刺激措施和收入提高的激励下，中国消费者对各类商品都表现得如饥似渴：从汽车、家电、手机，到昂贵化妆品、基础食品和家居护理产品。就像大多数西方消费者一样，他们看重基于价格、品质感和功效的良好价值。他们迫切希望了解新产品，把品牌视为可靠性和档次的保证。
对于西方市场营销者来说，这一切都相当平常，一些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吸引上海、广东和北京三地更富有、更成熟的消费者。
但对许多公司来说，要把市场扩展到中国其它地区，将需要针对更广泛人群的策略，以及专为中国研发的产品特色。已经在这方面取得经验的公司，总结出了一些实用的基本原则：
考虑地理因素。中国的国土面积以及城乡二元人口结构意味着，拟定计划，分阶段向占据中国绝大多数财富的数百个中小城市铺开市场，这一点十分重要。麦当劳(McDonald's)正在一些较贫穷地区开设分店，虽然不会马上在这些地区实现盈利，但它可以及早培养品牌认知度，抢占黄金地段。
设计多渠道并行的营销活动。随着年龄、财富水平和居住地的不同，大多数中国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一款产品或许可以通过电视发布，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取决于在线广告和论坛、口碑以及购买点信息。教育不了解产品的消费者，介绍产品功效。蒙牛特仑苏牛奶的包装，通过强调天然乳蛋白及原产地，帮助该品牌获得了高端牛奶市场逾70%的份额。
注重价值。中国消费者在意价格，喜欢便宜货，但并不总是选择最便宜的产品。他们会研究同类产品，乐于尝试，因此，新竞争对手一款物有所值的产品，会迅速瓦解品牌忠诚度。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现金和储蓄为导向的经济体，因此知名品牌的降价促销特别有效。
家乐福(Carrefour)根据当地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调整店内产品价格，同时提供一系列定价较主要品牌低20%左右的自有品牌产品。
牢记“1-2-4家庭模式”。一个孩子、两位父母、4位祖父母的现象意味着，年长者把大量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则背负着实现家庭厚望的压力。人们认为，花钱购买有助于孩子出人头地的产品（比如有教育功能的电脑、玩具、游戏和DVD）是值得的。通过工作或继承父母的全部资产，这一代生逢其时的独身子女拥有相当高的可支配收入。
在上海，住在家里或小公寓里的较年轻消费者经常外出，并购买时装和配饰。事业有成的独生子女会为父母购买贵重商品，在父母年老时予以赡养。
精通分销之道。现代零售店在大城市之外的分布很少，销售渠道仍然很散乱。
除了通过西式零售商销售产品，宝洁(Procter & Gamble)还经常用三轮车把少量产品运到“夫妻店”。戴尔(Dell)不得不采用传统方式销售电脑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少有消费者通过信用卡付款。
与当地竞争对手合作。受尊敬的本土竞争对手为数众多，且往往雄踞一方。一个西方品牌可能在全国排名第一，但在某个地区的销售规模却只排到第二或第三。外国公司也许可以通过合资或收购当地企业，来了解当地市场并增加当地品牌。
大众(Volkswagen)与上汽(Shanghai Automobile)及一汽(First Automobile)建立的早期合资企业，帮助其获得了近50%的新车销量份额。欧莱雅(L'Oréal)的收购中，既有面向大众市场的国产护肤品牌小护士(Mininurse)，也有在高端百货商场销售的奢侈化妆品牌羽西(Yue-Sai)。
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无论作为客户还是监管者，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政府都很重要。共产党及军方在许多国有企业享有全部或部分管理权。打理政府关系，与正确的人打交道，至关重要。
到1998年，美国直销公司已相当成功，而中国竞争对手寥寥无几，以至于中央政府突然下达了直销禁令。过了5年，雅芳(Avon)、玫琳凯(Mary Kay)等公司才再次获准经营。
把品牌本土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因此，国际品牌实现营销的本土化将不无裨益：在广告中启用当地的体育或娱乐人物代言产品；迎合当地的品味或材料偏好；确保品牌拥有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很合适的中文名。
可口可乐(Coca-Cola)、Visa和锐步(Reebok)选择篮球明星姚明作为品牌代言人。BMW的中文名是宝马，有骏马之意。
没有强大的中国业务，任何西方品牌都称不上是全球品牌。成功将取决于大力投资，以及高超的本土化营销技能。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约翰•奎尔奇(John Quelch)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访问教授。凯瑟琳•乔克斯(Katherine Jocz)是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员。
Spurred on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higher in-comes, Chinese consumers are hungry for all kinds of goods ranging from cars, home appliances and mob-ile phones, to luxury cosmetics, basic foods and homecare products. Just like most western consumers, they focus on good value, based on price, perceived quality and benefits. They are eager to learn about new products, and view brands as vouchsafing both reliability and status.
All that is pretty standard for western marketers, and some have already learnt how to appeal to the weal-th-ier, more sophisticated consumers in Shanghai, Guangdong and Beijing.
But, for many, extending their market in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require strategies aimed at a broad-er swathe of the population, and with a flavour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China. Companies that have al-ready gained experience in this have developed some useful ground rules:
Think about geography. China's size and an urban/rural population split mean it is important to plan a stag-ed roll-out to the hundreds of smaller cities that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wealth. McDonald's is opening outlets in some poorer areas where it will not make profits right away, but where it will develop brand awareness early and snap up the prime locations.
Create parallel marketing campaigns. How most Chinese consumers choose what to buy varies hugely by age, wealth and where they live. Television may launch a product, but consumers rely on on-line ads and forums, word-of-mouth and point-of-purchase information before actually buying. To educate consumers new to the product, talk about product benefits. Packaging for Magniu's Milk Deluxe, which highlighted healthy protein and the brand's geographic origin, helped it to capture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the premium milk market.
Focus on value. Chinese consumers are priceconscious and like deals but do not always choose the cheapest option. They re-s-earch alternatives and will experiment, so brand loyalties can be unglued quickly by a good-value proposition from a new competitor. China is very much a cash-and-savings-oriented economy, so cash-off promotions on well-known brands are especially effective.
Carrefour adjusts prices in stores according to local price sensitivities and offers a line of private-label products priced at about 20 per cent below main brands.
Remember "1-2-4 families". The one-child, two-parents, four-grandparents phenomenon means elders lavish attention on children, who are under pressure to meet high family expectations. Spending on products to help children excel (such as educational computers, toys, games and DVDs) is considered worthwhile. This privileged, one-child generation has high disposable income through work or inheriting all their parents' assets.
In Shang-hai, younger consumers who live at home or in small apart-ments go out a lot and spend on fashion and accessories. A successful only-child makes big purchases for his or her parents and supports them in old age.
Master distribution. Modern retail outlets are sparse outside the largest cities and dis-tribution remains fragmented.
As well as selling through western-style ret-ail-ers, Proc-ter & Gamble delivers small quantities frequently to "mom-and-pop" shops by bicycle cart. One reason Dell had to embrace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methods for its computers was that so few consumers pay by credit card.
Collaborate with local competitors. Respected domestic competitors are plentiful and often regionally based. A western brand might be the biggest nationally but rank second or third by size in a region. Foreign companies may participate in joint ventures or acquire local businesses to learn about the local market and to add local brands.
Volkswagen's early joint ventures with Shanghai Automobile and First Automobile helped it capture almost 50 per cent of new car sales. L'Oréal has acquired both Mininurse, a Chinese skincare line with mass-market distribution, and Yue-Sai, a luxury cosmetics brand sold in high-end department stores.
Stay close to governments. The authorities are important at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city levels, either as a customer or a regulato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ilitary run, in whole or in part,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aging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dealing with the right people is critical.
By 1998, American direct-selling companies were so successful, and Chinese competitors so fe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anned dir-ect selling overnight. It was five years before Avon, Mary Kay and others were allowed to operate again.
Localise your brand. Nationalist sentiment is strong in China so it is helpful for global brands to make marketing local by embracing local sports or entertainment personalities in advertising, by responding to loc-al preferences on flavour or ingredients and by ensuring the brand name sounds and looks right in Chinese.
Coca-Cola, Visa and Reeb-ok chose Yao Ming, the basketball star to endorse their brands. BMW's Chinese name is pronounced Bao Ma, and means beautiful horse.
No western brand can claim to be global without being strong in China. Success will hinge on big in-vest-ments and intelligent localisation of the marketing programme.
Prof John Quelch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s also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CEIBS in Shanghai. Katherine Jocz is an HBS research associate Lucy Kellaway's column returns next week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78
2010年1月27日
“金砖四国”一词是否贴切？ Sexy term that helps to focus attention on a key challenge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发明的“金砖四国”(Brics)一词，可谓是营销上的神来之笔。
但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而言，这个词是否贴切呢？我的答案是，既贴切，也不贴切。
说它不贴切，是因为除了都不是高收入国家之外，这四个国家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说它贴切，则是因为这个概念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事实，即大量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持续性的“赶超式”增长。
中国和印度是迄今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年中，人口总数分别为13.4亿和11.8亿——而排名第三的美国只有3.08亿人口。
以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标准衡量，1.93亿人口的巴西和1.42亿人口的俄罗斯都微不足道。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工厂”——一个高投资、高增长的庞然大物，在制造业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经济也比印度开放得多：2006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中国商品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为67%，而印度仅为32%。
印度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相对较强，服务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为15%，而中国为7%。
与这两个亚洲巨人相比，巴西经济要封闭得多，2006年其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22%，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为5%。半数出口产品为食品与原材料。2006年，制造业出口在俄罗斯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0%。俄罗斯是一个燃料与矿产出口大国。
然而，差异最为显著的是四国经济的规模、活力与影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8%上升到了2006年的17%。同年，中国在金砖四国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990年的42%上升到了61%。
在这段时间内，无论是巴西还是俄罗斯，其经济产出占全球GDP的份额都没有明显增长。就连印度的增幅都十分有限——从1990年的4%到2006年的6%。因此，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两个亚洲巨人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但“Ics”一词在吸引眼球方面就要逊色得多了。
不过，金砖四国的概念确实抓住了经济实力由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日本——向“新兴国家”转移的事实。本轮金融危机加速了这种变化。
首先是中国，然后还有印度，很大程度上安然渡过了这场危机。根据去年12月份的普遍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5%，印度增长了6.6%。但巴西经济止步不前，而俄罗斯则萎缩了7.9%。预计在201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9.6%，印度增长7.7%，巴西增长5.1%，而俄罗斯增长4.1%。
然而，这些国家能够将自己的动力传递给整个世界吗？乍看上去，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以美元计价，2008年金砖四国GDP总额已相当于美国的60%，全球的14%，其中中国的产出占到半数。
高盛表示，以美元计价，2000年至2008年间，金砖四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30%，2007年危机爆发以来，贡献度更是高达45%。
无疑，这一贡献率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不过，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来自这些国家的内部。世界其它经济体所能获得的净需求刺激，取决于这些国家贸易顺差的下降或逆差的上升。
中国又一次成为金砖四国中唯一能够做出很大贡献的国家。尽管如此，在2008至2009年间，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净刺激，还不到这些国家GDP总和的0.2%。
不过，在引导全球经济实现更为均衡的需求增长方面，金砖四国——尤其是中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全球新决策机构不得不应对的诸多挑战之一。
如果人们对金砖四国概念的关注，使得政策制定者们把重点放在这项任务上，那么，它将被证明是值得的。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922
The invention of the Brics by Jim O'Neill of Goldman Sachs was a stroke of marketing genius.
But does it have analytical relevance? My answer is: no and yes.
No, because the four countries have next to nothing in common,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none is a high-income country.
Yes, because the notion captures a reality of our era, which is sustained “catch-up” growth across large part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China and India are by far the world's two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with 1.34bn and 1.18bn inhabitants in mid-2009 respectively – compared with the 308m of the next-largest, the US.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Asian giants, Brazil, with 193m people, and Russia, with 142m, are minnows.
China is now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 a high-investment, high- growth behemoth, with a powerful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manufactur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is also far more open than that of India: in 2006, the year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broke, the ratio of merchandise trade to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as 67 per cent, compared with 32 per cent for India.
India is relatively stronger in skill-intensive services: the ratio of trade in services to GDP was 15 per cent, against 7 per cent for China.
Brazil has a far more closed economy than either of the Asian giants, with a ratio of merchandise exports to GDP of a mere 22 per cent in 2006 and a ratio of service exports to GDP of 5 per cent. Half of its exports were of food and raw materials. In 2006, manufactures made up less than a fifth of Russia's exports. It is an exporter of fuels and minerals.
Yet it is in the size, dynamism and impact that differences are most marked. According to Angus Maddison, the economic historian, China's share in world output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rose from 8 per cent in 1980 to 17 per cent in 2006. By then, China's share of Bric output was 61 per cent – up from 42 per cent in 1990.
Neither Brazil nor Russia achieved a significant rise in their share of world GDP over this period. Even India's rise was modest – up from 4 per cent in 1990 to 6 per cent in 2006. The story, then, has been of the rise of the two Asian giants and especially of China. But the “Ics” would have been far less sexy a term.
Yet the notion of the Brics does capture the reality of a shift in economic power away from the old developed countries, particularly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to “emerging countries”.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accelerated this change.
China, above all, and also India, to a marked degree, have survived the crisis unscathed. In 2009, according to the December consensus of forecasts, China's economy grew by 8.5 per cent and India's by 6.6 per cent. But Brazil's stagnated and Russia's shrank by 7.9 per cent. For 2010 the forecasts are for 9.6 per cent growth in China, 7.7 per cent in India, 5.1 per cent in Brazil and 4.1 per cent in Russia.
Yet can these countries impart dynamism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The answer would, at first glance, appear to be yes. By 2008, the aggregate GDPs of the Brics in dollar terms were already 60 per cent of that of the US and 14 per cent of the global figure, with China generating half this total.
Goldman Sachs says the Brics contributed almost 30 per cent to global growth, in dollar terms, between 2000 and 2008, and 45 per cent since the crisis began in 2007.
That will, no doubt, intensify over time. Yet nearly all of this growth will occur inside these countries. The net stimulus to demand impa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epends on a decline in their trade surpluses or rise in their deficits.
China is, again, the only Bric to have been able to do much. Even so, the net stimulus imparted between 2008 and 2009 was less than 0.2 per cen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s GDP.
Nevertheless, the Brics – and, above all, China – must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generating a more balanced growth in demand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is one of the many challenges the world's new policymaking machinery has to tackle.
If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notion of the Brics makes policymakers focus on that task, it will prove worthwhile.
中国，仍需逼近现代典范
（本文是FT中文网2009年中国年度报告的最后一篇，该系列文章包含了FT中文网对2009年度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观察与分析，在读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此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编者）
2009年至今，中国政经的内在难题日益凸显，而政经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通过诸多因素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已处在一个新的变局面前。而各方对于变局的认识却呈现出相当的差异。
在国人烘托出中国模式的热门话题之际，秦晓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论也开始引发重视。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秦晓此论，不失时机地将转型的关键问题呈献给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人们。
"中国问题"、"社会转型"属于80年代的论题，"现代性"可归之于90年代的言说。尽管秦晓的论说仍未能脱离曾经的话语范畴，但他的论道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之所以引起坊间热议，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崛起话题盛行之时，秦晓以社会转型的全面性艰巨性，凸显出转型缺乏共识，任重道远；二是在高层政商人物以警惕的眼睛注视普世价值的氛围中，秦晓还敢于发出召唤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声音。
其实，秦晓的论道还有深层含义在。那就是，他想再次确证，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拐点之际，是不是仍然需要典范。这是个80年代的老问题，但在90年代被所谓学术导向、复杂现代性叙事等等翻转后掩盖久矣。在80年代，中国刚刚全面启动现代转轨，现代认知的粗糙有目共睹。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以对"现代"的敏锐直觉，把握住了古今中西之维中，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模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精神成为中国人浪漫式认同现代的观念坐标与制度取向。
但80年代末戛然中断了这样的共识。在政治压力之下，学界与政界的改革同盟分裂了，率尔学界自身的脆弱共识也瓦解了。学界不约而同地声讨80年代的所谓思想取向，声称要回归书斋，以精致的学术还人文社科研究以尊严。于是中国人直取现代基本目标的大方向几乎无人问津了。倒是以学术面目横移西方文献以解读中国的研究不断问世。真正的中国问题被所谓多元现代性的论说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了。政界中人则以稳定话语占据舆论导向，各种揭示中国问题实质的论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
到了21世纪，似乎形成了官民不约而同但却相当一致的共识：中国正在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发展道路。国家崛起的言辞、中国奇迹的申论、中国模式的阐述，在引导人们拒斥所谓"西方的"现代方案。中国现代发展独辟蹊径的特殊论，对中国融入全球现代洪流的普遍论，不战而胜。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秦晓之论不啻一声棒喝。他断然拒绝中国特殊论，决绝主张中国必须认同诸如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这类现代核心价值。中国社会转轨必须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仅仅着眼于经济的单兵突进，已经不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变大业。秦晓此论，既是80年代还魂之论，也是跨世纪中国人审视近20年来国家发展成败的不易之论――既然中国是要从传统中走出而融入现代，那么像80年代那样直觉式地把握住转变实质就是必须；既然中国近20年回避社会政治转型问题而专注于经济发展却无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我们就绝对没有理由拒绝现代典范提供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对原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学习或模仿过程。这是一个不分左右、不论官民都会认同的事实。这一学习或模仿的最终目标，当然是要超越学习或模仿的对象。但当中国还处于一个学习或模仿的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学习或模仿。
自然，中国的社会转型作为学习模仿现代国家的过程，不是一个机械照搬西方国家的过程。对西方各国也好、对非西方如前苏联那样的国家也好，具体的某一个国家都不堪为中国法。中国的学习肯定是对现代典范的创新性学习。但对学习对象的要点把握、宏观了解、典范意义必须了然于心。这就势必像秦晓那样，以申述现代核心价值向现代典范的观念逼近，以建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向现代典范的实践逼近。中国人的现代发展，只有先学爬才能再学飞。换言之，逼近现代典范才能指望自作现代典范。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申述，它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既回答了古今中西纷争不断的学术问题，也回答了前程迷茫的中国转型如何前行的方向性问题。
然而中国的转型之路，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方向性争议，更是一个复杂的现实性困局。这就注定了，思想界不单单需要厘清价值的混乱与倒错，更重要的是基于对现实的转型困局深思熟虑的具体方略。
从较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转型之路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那么具体的宪政布局与切实的破局入口则构成了当前政治最大的难题。
从官方和民间主流学者的话语来看，都是在大谈要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宪政民主如何安顿尚有变量，但撇开话语的表面繁荣和实际转型的滞缓，这背后仍然透露出了三重信息。一方面彰显出在强人政治末期，传统政治权威逐代递减，导致授信方式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中国政治面对的一个具体的权力承继问题。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力量不断生长，经由媒体搅动的公共空间日益壮大，已经逐渐撑开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空间，民间力量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转变的现实诉求已经迫使官方给出制度性回应。再则，国际社会，港台的示范效应也日益催生转型局面。这种庙堂江湖同声共求，高调谈论民主呼唤民主，固然显示了官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认可，更多的则是凸显了中国政治当前的内在难题。
不管是主动求解，抑或半推半就，还是最终被迫上车，从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政治决断，宪政布局的关键时期。
在此宪政转轨的关键时期，既需要进行转型方向的指引，更需转型的现实推动。这种基于现实的具体谋动，既要有宏观视野，以保证转型的方向明确；又要有重点措施，以保障转型的关键环节不致遗漏；还需要加强微观调控，以保证转型的风险控制。
单纯的道德义愤绝不能骂出一个转型局面，而祈望圣主的浪漫乡愿也绝不会使得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大发善心而主动受缚。更积极的转型局面只能基于中国政治的内在难题，而当务之急是使得这一内在难题日益公共化。这一切都有赖于民间力量的持久推动。近年来民间社会的成长可圈可点，点滴累进固然重要，而值此深度转型之际，基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总体筹划则尤显必要。
然而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却显得与时局日益疏离。一方面是由于潜心于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声音尚未得到有效关注，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文革后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从现实政治的实际后撤，至今仍然保持着静守书斋的清高传统。知识人多专注于精致的道德文章，而恪守政治理性并苦心孤诣探寻转型真问题的学者过于稀缺。当前思想界除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理念纷争外，并没有给中国转型提供过多的具体径路参考，这也是进入转型关键期后一直雷声弥漫而少见雨点，长久地徘徊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重要缘由。
不含糊地讲，中国知识界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力度不够，对于未来政治的准备尚且不足，而对于中国的宪政转型的智识贡献太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任剑涛教授所言，在宪政转型时期，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跳出文本工夫来承担转型理论的国家使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系时事评论员，某国际机构媒体顾问。邮箱是brimstary@gmail.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974
西方不应死盯人民币汇率 The west is wrong to obsess about the renminbi
外界正逼迫中国调整人民币估值。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全球经济所需要的，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并降低其经常项目盈余。
有些人（中国国内外的都有）认为，就全球市场份额而言，这是一场静态的零和游戏。这毫无益处。主要问题在于增长，以及全球需求的复苏。全球需求不足，是由于美国储蓄上升，这是本轮危机所造成的，但这种局面有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较高的增长率数字以及不断回升的贸易额（其中进口增长速度高于出口），表明中国的危机应对策略正在生效。但是，中国可能不得不对这些措施加以抑制，以避免经济过热、通胀和资产泡沫。另外，在一个把资金完全用在投资上的发展中国家，盈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
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汇率上面，似乎是基于以下假设：它是盈余的主要根源，也是消除盈余的主要政策工具。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国，要减少盈余，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降低赤字一样。高储蓄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政府直接或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控制了过多的收入。家庭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远低于国际标准；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30%，这一比例则偏高。这使得家庭消费占到GDP的40%-45%。要维持增长、更好地利用目前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引导经济实现向中等收入过渡相关的结构性变革，降低盈余而又不损及增长，上述两项比率都必须大幅调整。
如果不进行这些结构性改革，而实现人民币的浮动和可兑换（即停止资本管制），结果很可能是储蓄和贸易盈余继续高企、私人储蓄流向海外投资领域，而经济增长缓慢。汇率升值本身并不能消除盈余。
迅速增加内需，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必要的。不管怎么说，传统的出口行业都在衰落。收入正在上升。相对优势正转移向高附加值行业。为拉动增长，引导经济结构性改革（向中等收入过渡这一复杂过程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增加内需，开拓新的出口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利益与全球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0%。这部分储蓄必须转化为家庭消费。
中国国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为保持在供应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升值。升值力度不够，将导致结构性改革陷入停滞，进而影响生产力增长和收入。
中国存在希望保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危机可能会暂时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倾向于静态零和游戏的观点。敦促汇率升值会促使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这股反抗是暂时的。没有人会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收入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会依赖以出口为导向、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行业。
随着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衰落，人民币升值会让广大农村人口变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吗？这是中国国内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盯住汇率机制和补贴都不可取。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一大行业。但在将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不会成为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就业机会主要将来自国内经济、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以及他们所消费的服务业。
因此，中国要实现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向国内市场，消除经常项目盈余，使人民币逐步升值。公平地讲，人们可以把汇率视为触发更深层结构性改革的因素。问题在于目前所传出的信号。把目光局限在汇率上面，反映了对转型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理解。这种态度有利于中国国内外持零和观点的人士。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主席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998
China is being pressed to revalue its currency. It is a mistake to become obsessed by this. What the global economy needs is for China to grow and for it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to fall.
Some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ee this as a static zero-sum game for global market share. This is unhelpful. The main issues are growth and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demand. The latter is in short supply because of the rise in US savings, caused by the crisis but likely to persist. China has a big contribution to make – in the order of a third of the deficit in global demand. Its high growth figures and rebounding trade, with imports outgrowing exports, suggest the crisis policies are working. But they may have to be reined in to avoid overheating, inflation and asset bubbles. Further, surpluses serve no strategic purpos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at is fully financing its investment.
The singular focus on the exchange rate appear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 is the key cause of the surplus and the main policy instrument for removing it. The reality is more complex. Reducing the surplus in China involves deep structural change, much as reducing the US deficit does. The high savings in China are embedd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too much income directly and through ownership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usehold income at 60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way below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household saving at 30 per cent of disposable income is high. This puts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e range of 40-45 per cent of GDP.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both these ratios is needed to sustain growth, make better use of the now large domestic market and guide the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conomy associated with th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 and to reduce the surplus without damaging growth.
Without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if the currency were floating and convertible (no capital controls), the outcome is most likely to be continued high savings, a trade surplus matched by an outflow of private savings to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slow growth.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by itself will not get rid of the surplus.
Rapidly rising domestic demand is essential to sustaining high growth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export sectors are in decline anyway. Incomes are ri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shifting to high value-added sectors. Domestic demand and new export sectors are needed to drive growth and guid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much of which is in the complex middle-income transition. In this dimension, China'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global ones are aligned. The excess savings are in the order of 10 per cent of GDP. That needs to turn into household consumption.
It is understood within China that an appreciating currency is needed to sustain pressure for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supply side. Insufficient appreciation will cause the structural shifts to stall. That will impac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comes.
There are vested interests in China in the status quo. The crisis may have temporarily strengthened their hand. They too tend to hold a static zero-sum version of the issue. Pressing for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strengthens their hand. But this resistance is temporary. No one thinks that the transition to advanced country incomes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will be built on export-oriented, relatively low value-added,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processing industries.
Will an appreciating currency leave the large rural population few options to advance as labour-intensive exports decline? It is a concern inside China. At this stage of growth, neither a pegged exchange rate nor subsidies are desirable. The export-led manufacturing sector – a big employer in earlier stages of growth – will not be the main source of jobs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come instead from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and services they consume.
So China's growth will require structural change, a shift to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nd an appreciating currency. To be fair, one can view the exchange rate as a trigger for deeper structural reform. The problem is the signal being sent. A narrow focus on the exchange rate signals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ansition. It plays into the hands of the zero-sum proponent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he writer received the 200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and chairs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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