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市回忆录（二）——2001年—2005年的熊市(2008,9,23)
2001年5月份，在与一位当时国内最大券商做自营的老总交谈中听到如下的话：
“……中国的股市会象现在这样慢慢地一直涨下去。……理由？政府会让股市走熊吗？走熊对谁有好处？如果连我们都不行了，那中国的证券或整个金融业恐怕都崩溃了，可能吗？”
一位当时随行的朋友私下问我，他说得有道理吗？我当时真的无言，因为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我的确找不到任何有力的理由去反驳。当时，已是1996年以来牛市持续的第5个年了，连垃圾股都可以在10元以上不跌，真的想不出为什么股市将要走熊。
但是，好在“股票的价值”这个最朴素的观念在我脑子里还根深蒂固，但那时别说给别人说，当时的市场纷围，连自己也怀疑：价值价值，再价值也抵不过“庄家”的力量。虽然明知股票完全不值真实的价钱，但似乎想要让股票跌？太难了！
但是，6月中旬，国有股市价减持10%的办法出台，大盘跌了一下，但随后又基本启稳，市场陷入争论中。在争论中开始走软。但市场的真正崩溃和加速暴跌，其实还是8月份当时的“超级明星绩优股”（基金重仓股）银广夏、东方电子的业绩“造假”暴光。随后，象商量好似的，一贯“绩优高成长”的风华高科、清华同方、环保股份、大唐电信等等业绩纷纷出问题的中报披露，连当时力量尚薄的基金也开始加入到了砸盘绝望的阵列中，而“资产重组”这个炒了几年的“题材”终于也在管理层重组的放缓审核中消失了。市场还炒什么？牛市思维彻底没了市场。大盘随之一泻千里。而愤怒的股民、舆论则纷纷开始把熊市的诱因归为“国有股减持办法”上来，于是这边一个劲跌，那边火药味十足的声讨“国有股减持”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愤怒、失望的交织都在大盘的狂跌中宣泄。
在舆论把矛头全对准“国有股减持”这个政策上时，2002年年初披露的01年年报才揭示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来：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滑落到历史最差，以ROE计，仅5%左右，刚刚够银行的贷款利率！且当时看不到任何经济上的亮点，如何改变这一低效益的状况完全没有希望。更可悲的是，刚刚经历了银广夏、东方电子等等“高业绩股”造假的市场，完全不相信哪家公司能再次“乌鸭变凤凰”。市场的悲观已经蔓延到任何类型的投资人意识里。炒题材的，找不着北在哪，炒业绩的，更是摇头，哪有业绩股？有也是假的！于是当“624”的政策“大利好”来了后，也就仅仅一两天的行情，竟成了后知后觉者的“胜利大逃亡日”。
这时，反思A股市场的人士开始真正陷入了绝望：连国家国务院都首次向市场认错，收回了“熊市主诱因”的国有股减持政策，为什么还要熊？于是，“这一轮熊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调整”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既然如此，那么大盘不跌个80%、90%是不会结束熊市的。
说实在，在我脑子里，这个结论在01年熊市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理由是：1996年以来，市场完整的炒作周期，绩优、成长（IT股）、垃圾股的价值发现（重组）全部进行了一遍，故事讲完了才发现，炒了一圈后公司业绩竟然变为历史上最差的了，股市既然开了个这么个大玩笑，那不还“总账”行吗？
但是，2003年年初，有关经济数据促使我重新反思这一观点。2245的牛市顶峰，居然是在我国经济不怎么繁荣时产生的，这样的“顶”真的很厉害吗？
——2001-2005的熊市反思
2003年在中国经济明显的强劲增长中，股市也开始慢慢复苏。对此，我曾表达过一种观点：新牛市可能在2003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03年年初写了篇《瑞雪兆丰年》小文）。理由就是中国上市公司的ROE可能已经见底，而利率在可见到的未来也不会再明显上升，新牛市的推动力已经很清楚：汽车房地产业的繁荣并由此推动经济的全面复苏。
但是，在2004年年初，我又反思了上述判断，这轮经济复苏基本上是以周期性行业的投资拉动的，它们很容易也很快会达到景气高峰，随后会怎么样？按我当时的理解，资本收益率围绕资本成本波动的规律必然会使股市重新走熊，而且将是很惨烈的走熊，于是在2004年年初写篇《2004：风险防范仍是第一要务》），说由当时1307点起来的行情既不是所谓“大B浪反弹”，更不是所谓的“新牛市”，而只是两年多中继整理的“尾段行情”，应警惕“指数未来不但会破1300点，且一破即不回头地向下”。
很幸运，指数在2004年的确是这么走了，1783点下来后直破1300，直到2005年的998。而2005年的ROE在宏观调控下也的确在增长了两年后开始下降。但是我也发现，象茅台、苏宁、张裕、盐湖钾、白药、中兴、上机场等一批批股票，根本不随大盘的下跌，不断地上涨，颇有点95年时苏常柴、川老窖等熊市牛股的劲。这使我意识到，这是否是熊市的中末段呢？但是，如果是熊市的中末段，那么未来新牛市的推动力又是什么？还会是那些周期性行业的重新繁荣吗？为什么这么短时期内这些周期性行业在一片“产能过剩”的预期中又快速地复苏？
这些顾虑，使我在2005年的投资上缩手缩脚，陷入不知所措之中，“做波段”成了我的主要策略。
而06-07年开始的大牛市，则使我对于资本、资本收益率的认识有深一步的理解，公司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投资又意味着什么。熊市教育人，牛市也同样教育人。这对于认识现在的市场、现在的投资都是启迪的财富。
——熊市期间“顶底”的经历
在我1994年年初刚入市就遇到大熊市，回顾起来让我感到幸运，正因为受到伤害才让我真正的去感受和思考投资的问题，走到投资这条路上。“333”行情为什么会在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拔地而起？1996年年初又为什么会爆发新牛市？1997年5月为什么会嘎然见顶？为什么当初业务相同且齐名的金田、万科命运后来完全不同？……一系列的经历让我对投资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
96年之前的见底见顶我只目睹了一些股评人“技术分析”的结果，对错不说，但那种似乎与股市本身的基本面意义完全无联系的“技术分析方法”给我留下了神奇和神秘的印象。但是，真正给我启发的“见顶见底”现象则是1996年年末“人民日报”社论导致的股市连续跌停（上面说过）。就先说说1997年股市的见顶吧！
1997年5月的见顶
1997年4月末，我的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国债发不出去了，因为股市太火爆，居民包括各机构没人去认购国债，都去买股票了。他说有些担心，我听后也有点冷水洗脊梁骨。1996年末为什么会出“人民日报社论”打压股市？尽管有100个理由股市上涨挡不住，但我仔细考虑后对他说，可能会要出问题了。果然，5月份一到，政府的比几个月前更具实质意义的“三大利空政策”出台了：提印花税、增加新股额度、国有企业不得炒股票。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嘎然见顶！
我慢慢理解了。我觉得我如果是政府，我也会发利空把股市给干下去的。国债是干什么的？养军队、养政府的！你股市的这种涨法已经威胁到政府的根本利益了，你已经出格了！——市场已经到了其中一方不能忍受的程度了，政策，就是这样被“逼”出来了！
政策是市场的一部分——从此，我对之的认识深入了一步。
1999年5月的“见底”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尽管有之一定的隔离，但是人心惶惶，当时我并不懂任何经济层面的事（现在也不怎么懂），根本不知道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当时所跟踪的几家公司业绩却是在出乎意料的下滑。各种新闻媒体里开始谈“通货紧缩”这个当时的经济学中尚没有的新名词，与此同时国外流行“中国崩溃论”（下个金融危机要降临到中国）。但中央媒体并不承认，国务院某中心说中国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通货紧缩，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很小。直到1999年3月，朱总理在视察内蒙时首次承认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结果，媒体180度的大转弯，统统都在谈“通缩”及其危害、如何避免通缩等等。国家当时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国债大搞基本建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减息，仅98年就减了3次息。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注意到悲观的情绪才一步步深入到我这样层次的投资人心中。而A股此时已经调整快2年了，B股则创了历史新低，也成为完全的“死市”（好几个交易日竟无一笔成交！）。
但是，我此时作为完全不懂经济的投资人却不知怎么头脑出奇地清醒。我当时对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大机构朋友说：政府现在鼓励做多，虽然有力的政策还未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各种悲观的情绪已经甚嚣尘上，我不懂经济但我觉着中国既然能闭关锁国几十年都不倒却要现在倒下？股市应该很快见底。底是什么？就是最可怕的前景让人人都知道的时候！政策一定会出手的！你们现在发基金，真是最好的时机！
“519”行情在一个多星期后正式爆发！行情起来后，“人民日报”又发了“恢复性上涨”的社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对做多摇旗纳喊，象定性政治事件一样对股市上涨给予赞扬！两年，仅仅两年，人民日报对于股市的态度就这样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且是同一个最高领导人（朱）审阅后签发的！。
政策是什么，又让我领略到了。政策是市场逼出来的！当时经济政策和国家领导人要启动国内市场，要搞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但股市已经跌了两年，大量个人和机构们亏损累累，谁敢放心去消费？尤其是下个金融危机要到中国（当时中国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种观念使中国经济崩溃论深入人心）的论调，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接受关系到他们最基本生活的大消费政策改革方案？怎么用直接融资来启动经济，给长期主要靠国内贷款支持经济的银行松松傍？不把股市搞活能行吗？！“519”行情起来后，我更加意识到这轮行情的深层政策意义。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预测”和抄到股市大底的经典案例，不靠内幕消息，更不靠宏观经济的深奥分析，只凭最基本的常识判断。“519”行情，发生在通货紧缩甚嚣尘上的99年5月份，发生在大机构投资者认为“基本面完全不支持反转”的时候！——这次经历给了我在投资上独立思考真正的信心。还有，当时很多绩优股股票的股价是两年来从未有多的低，也吸引了我。这次经历和认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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