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确实正在悄悄地发生根本变革，但从现状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盈利增长幅度仍可能要受制于针对资产类业务的调控政策。
哪些银行的业务转型能够尽早成功，哪些银行的资产类业务占盈利比重能够尽快下降，将直接反映在下一阶段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整或转型的阶段，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点正日益增多。
一、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业得到了政策的强力支持，不仅获得了巨额融资的资金支持，而且借助时机，推行了相对激进的业务扩张计划。
1.已有巨额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努力进行业务转型。
从资金支持角度看，在去年银行业集体再融资之后，累计筹资将近6000亿元，计入银行每年的资本内生积累，整个银行业已经得到了较为充足的资本补充。从2011年初以来，农行、民生和兴业三家银行又相继推出再融资计划，三家银行融资总额超过865 亿元，已经预留了监管要求提升的空间。
从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4季度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分析，去年末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超储率分别为0.9%和1.8%，上述连续的再融资活动在相当程度保证了银行超额储备率水平。如按照提高未来资本充足率1-2个百分点来计算，只要政策不再出现连续紧缩，应可以支持银行资产类业务规模继续较快扩张。
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中的代表性机构普遍选择了业务扩张。一是试图跨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合国家产业经济“走出去”战略；二是在国内探索综合经营架构，希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前者的代表是工行、中行和招行，后者的代表是已经获批以“大银行+小保险”模式推动业务转型的建行、农行、北京银行等。
2.我国银行经营模式仍高度依赖外延式发展。
截至目前，国内银行的经营模式基本还是外延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信贷驱动业绩增长。以招行为例，过去十年间该行的自营贷款总额从1100亿元增长到1.3万亿元，而同期，剔除并购并表因素导致过快增长的年份，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信贷平均增速不过8.3%和7.2%，计入香港主要银行也不过10%。
融资驱动信贷扩张。从最近一个景气周期看，国内银行的业务扩展起点从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开始。由于政策上采取了资产剥离结合注资的策略，使得商业银行迅速甩掉包袱，并获得巨额资本大举重启信贷功能。在内源资本无法支持扩张的同时，2004年-2005年间，监管层又支持了主要银行的外源融资工作。从过去经验看，基本上每2-3年就会出现一次上市银行的集中融资或再融资浪潮。
利差驱动利润提升。从国内银行的利润构成看，利差收入占比超过85%，在五年前更超过90%。而西方主要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稳定在40%-60%之间，如花旗、瑞穗、汇丰等，基本在50%左右，巴克莱和纽约银行则可以达到70%。
3.银行传统业务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
当前，银行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所仰仗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日益难以为继。
一是环境的变迁。从“十二五规划”角度审视，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线将是结构调整，降速度、压规模，我国银行业传统业务模式所需要的高增长、高投入正在为宏观决策当局所抛弃。从制度角度看，央行已经明确释放了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这也将导致利差明显收窄、风险明显增大，这不啻于对银行业是一次重新“洗牌”。
二是竞争的加剧。几乎所有的国内银行都已经意识到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战略。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海外扩张和综合经营为主要战略，城市商业银行以跨区发展为主要思路，试图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符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竞争战略。一些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银行的优势被一点点打破。同时，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布局已经完成，正在积极向县域分支渗透。
三是监管的约束。首先是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III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项比例分别为8.5%、9.5%和11.5%的最低要求，并设定了0-2.5%的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这样，如果保持以往的资产类业务增幅，不出两年将再次在银行业内出现巨大的资本缺口。
其次是银监会要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不低于2.5%，贷款损失准备金站不良贷款的比例不低于150%，按两者孰高执行。这样，国内银行信用成本将普遍升高，同时需要增加一定幅度的拨备支出，相应冲减利润。
第三是央行以降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架构，要求信贷投放较多、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必须多缴存存款准备金，多缴的存款准备金利息会降低直至为零。最后是监管部门已将贷存比不高于75%设定为红线，否则停止业务准入，这等于直接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必须要尽早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4.我国银行经营转型的进度决定盈利前景的稳定性。
当然，短期内，由于贷款的重新定价效应以及商业银行普遍加强贷款定价管理（甚至有部分银行压缩了相对低收益的个人贷款支持力度），2011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水平确实提升明显。
同时，存款方面，活期化的趋势尚未终结，存款成本仍然稳定，两者也可能在短期内合力支持银行业息差水平快速提高。此外，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仍表现稳定，拨备计提政策暂未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商业银行整体的信用成本仍有望维持小幅下降态势。从此角度预计，2011年一季度的银行业盈利水平应能够继续增长。
但是，也要看到，前述不利因素毕竟是在长期内持续发挥作用的，并将在2011年伴随“十二五规划”起步而进一步显化。从此角度看，银行业机构的经营盈利稳定性将接受严峻挑战。只有那些坚持走集约发展道路的银行，只有那些坚持探索综合经营模式的银行，只有那些坚持将主营业务“走出去”的银行，才可能取得相对稳定的盈利增长，并在竞争中保持独特的优势。
二、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
1.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状况
截至2010年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4293亿元，不良贷款率1.14%%，不良贷款余额、比例数据继续“双降”。但降幅已经有所趋缓，显示信贷增速放慢及缺乏规模核销等因素正在产生影响。
总量数据：余额和比例降幅趋缓。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季度数据环比变动趋缓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随着国家调控政策落实，信贷投放增速放慢，对不良资产占比稀释作用下降；二是农业银行上市后，缺少强力核销推动因素。
分机构类型：各类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走向分化明显。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延续“双降”，但余额降幅趋缓，从其不良贷款占全部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走向看，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反弹压力较大。
股份制银行基本扭转了2009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反弹趋势，重新开始“双降”，2010年末的不良贷款占比已达0.70%历史低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双降”趋势强化，从不良贷款占全部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分析，城市商业银行在各类型银行中的资产质量表现最为稳定；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则出现了明显反弹，其不良贷款占全部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比例曾较2010年初上升约70个基点，在所有机构类型中升幅最大，资产质量劣化苗头较为明显。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外资银行不良贷款虽也曾在2009年一度出现的“双升”苗头，在2010年下半年已得到扭转。只是从外资银行在2010年二季度一度出现的不良贷款余额反弹情况分析，其在下阶段“双降”趋势稳固程度还有待观察。
分资产类别：次级类、可疑类正继续向损失类“迁徙”。2010年，次级类、可疑类向损失类贷款“迁徙”的现象仍然存在：次级类贷款余额在连续下降后仅微幅反弹攀升，可疑类贷款持续“双降”，而损失类贷款余额仍保持上行趋势。这表明，在不良贷款总规模减少同时，存量不良贷款劣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将来，即使出现新的不良资产供给，买受方的估值和经营能力将面临更多考验。
2.国内金融领域的风险点呈现规模增大、数量增多的特点
市场调整放大房地产类贷款风险。伴随加息周期临近和有关税收制度调整，房地产企业未来可能因为融资困难、销售不畅及土地占款等因素出现较严重资金压力，导致有关房地产类贷款风险放大。
一是融资困难导致财务脆弱性上升。一方面，开发商信贷融资能力逐步受到调控政策大幅削弱；另一方面，主要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出现大幅度上升，整体财务脆弱性上升。一旦部分融资渠道少、负债率高的房地产企业出现破产或重组风险，将影响部分相关贷款质量。
二是交易下降引发资金占用风险。开发商囤积土地总伴随着较大比例的资金占用，一旦出现市场交易量下降、产品销售不畅，会使囤积土地较多的开发商资金链快速收紧。土地囤积既导致土地当期市场价格明显偏高，也使得前期高价获得的土地面临贬值风险。如果出现土地囤积、楼盘空置、租金回报低等几个因素叠加的情况，部分开发商的经营风险将显著增加，影响有关贷款质量。
此外，除了传统的违规放贷、阴阳合同、假按揭等风险之外，在房地产领域新出现的某些金融风险也值得重视。如在保障性住房融资方面，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资金回收期长、管理运营难度大等问题，投放在相关领域的信贷资产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存在偿付风险。一是地方投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规模较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被视为是影响银行业贷款质量的重要变量。随着经济进入加息周期，有关地方政府的还款量将逐步增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偿付能力将面临一定挑战。二是规模更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风险不容忽视。
总之，我国银行业历时较长的经营景气周期可能正在过去，业务转型阶段正在全面到来，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政策的调整、竞争格局的变化乃至宏观经济的波动，都可能导致银行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对应出现明显的波动。这方面需要引起市场投资者的高度警惕，不宜过度关注短期内富有吸引力的估值水平。
（作者单位：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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