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布鲁克林的一位中学兼大学历史教师戴维•莱福尔(David Lefer)应一名学生的请求，推荐一本有关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好书。迪金森是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一位来自费城的政治人物。
莱福尔仔细查询了多家图书馆之后，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尽管美国学术界写出了大量有关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但对迪金森几乎没有着墨。这让莱福尔感到奇怪。迪金森是18世纪美国独立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撰写了题为《宾夕法尼亚农人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的著名系列文章，雄辩地捍卫了解放与自由的思想。
事实上，正如莱福尔指出的，这些文章在迪金森生活的时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最受信任的人、继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美国人”，并被誉为“在反对英国压迫的斗争中以一人之力使各个殖民地团结在一起”。然而，到了21世纪，迪金森的名字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所以，莱福尔开始研究这一奇怪的“沉默”，近期他出版了《开国元勋中的保守主义者：一群无名英雄是如何拯救美国革命的》(Founding Conservatives: How a group of Unsung Heroes Sav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该书呈现了他的研究成果。
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对历史爱好者或美国铁杆爱国者之外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莱福尔指出，写迪金森的书奇少并不只是他本人被忽视了，而是反映出现代美国人看待那场革命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扭曲视角。更具体讲，最近几十年来，学校在讲解那段反叛英国统治的历史时，倾向于把革命的组织者说成是一群共同持有平等主义观点的高贵、团结的自由斗士。
然而，莱福尔提出，这并非事实。实际上，革命者们内部争斗十分严重，他们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自由派”，出身卑微，持有左翼观点；一个是“保守派”，源自精英群体，志在捍卫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特权。
迪金森生于马里兰州，是一位富裕的律师，属于后一个阵营。莱福尔写道：“这些（精英人士）并不效忠于（王权）……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但希望尽可能保留旧有社会秩序。”他指出，精英们也“信仰历史和经验……支持森严的社会制度……敬畏军队……坚持认为产权重于平等……相信应把权贵阶层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笃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简言之，他们是“保守的革命者”，其观念与今天的共和党相仿。
但在二战之后的时期，也就是许多当代历史书成书之时，历史学家不想着重描写这种分歧或精英阶层。“由于美国面对着来自苏联共产主义的生死存亡与意识形态威胁，‘达成共识的’学校……刻意强调了革命期间美国人之间的团结一致……并且相信美国历史从根本上是以自由主义为特点的。”
所以，那群开国元勋就被刻画为一个和谐团结的群体，迪金森则由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此事在当今重要吗？莱福尔认为很重要。首先，迪金森的故事说明，当代保守主义在美国萌芽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早。然而，它也说明，18世纪的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务实的群体，他们可以接受两党妥协，并适应社会习俗的不断变化，以赢得公众支持。莱福尔认为，如今的美国共和党迫切需要重新学习这一品性（莱福尔表示，自己是一名民主党人，但由于对迪金森的研究而对保守主义产生了新的尊敬）。
但在我看来，还要吸取另一条教训：历史“真相”是难以把握的。正如我在近期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述，同英国等国家相比，美国学校历史课程占有的地位超出寻常。出版界也是如此：书店里有关美国开国元勋和其他领袖的书非常盛行，其程度远非英国可比。原因不难找出：如人类学家经常提到的，大多数社会都把“建国神话”当作一种社会粘合剂。美国尤其强烈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历史描述——建国神话，因为它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便把背景不同的移民凝聚在一起，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人类学家也乐于指出，建国神话从来都不完全属实；在任何社会，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哪个国家，历史的呈现通常都会契合某种更广泛（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识形态目标。
莱福尔指出，在战后时代，这个目标变成了反苏联“共识”；在未来几十年，目标可能又变成了别的什么。不管目标变成什么，下次你听到某个美国政客谈到“历史”或那些开国元勋时，一定要想一想迪金森。被历史叙述遗忘的事件或人物，经常与史上有记载的事件和人物一样有趣，尤其是在几乎谁也没察觉到这些人和事被忽略的时候。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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