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年前影子银行在中国还不成气候，它充其量不过是让被银行忽略的小型企业有了一条获得信贷的途径。如今的影子银行却在迅速膨胀，并逐步演变为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信息不通畅，人们对影子银行仍然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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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回忆了他在万穗小额贷款公司期间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迫切性。以往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文章大多从宏观角度阐述，而张化桥另辟蹊径，从微观层面对中国具有创造力、有时略嫌疯狂的金融活动进行了描述。
记者新近采访了张化桥，以下是他对金融改革、监管障碍和中国次贷风险等问题的一些看法。
《华尔街日报》：你在书中表示中国人看不起小额贷款提供者。为什么会这样？
张化桥：因为官方在过去六十年不断向人们灌输的理念是，民间领域融资见不得光、危险且会破坏现有系统，而且高利率是不道德的。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在与次贷客户（高风险、高成本）开展业务这一事实。但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作为企业需要获得足够回报，否则将无法生存。
《华尔街日报》：这本书的书名暗示中国金融体系的变化可能是在为下一场次贷危机埋下种子。您认为这场危机会如何演绎，影子银行会是危机爆发的原因还是危机的症状？
张化桥：我认为影子银行的资产大体上很安全的，我们对自己资金的管理非常谨慎。由于监管非常严格，即便我们想要承担过多的风险，实际上也做不到。但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正规银行体系的失败。六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压迫”一直以受管制的利率水平远低于通货膨胀的形式存在。这导致了信贷的快速增长，银行被迫年复一年地快速增加贷款投放，但合理的放贷机会的增长并没有这么快。因此，银行不得不降低放贷门槛，导致银行自身的次级贷款增加。当然，低利率也扭曲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利率如此低，烂项目也变成好项目。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小额信贷与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办的知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 又称：格莱?银行)模式有什么区别？
张化桥：中国的小额信贷受到很大偏见，并且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监管。没有执照，我们的情况反而要好许多，民间借贷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效率。与印度和孟加拉国相比，我们平均每一笔贷款的规模要大得多。
《华尔街日报》：您一直非常积极地用中文声援小额信贷。那么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用英文写了这本书？
张化桥：我发现外国投资者和学者的许多争论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们错把矛头对准了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影子银行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但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重要。我让人们把关注重点放到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传递出的信号上来。为什么影子银行在监管如此严苛的背景下仍然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这说明货币政策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发现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外国投资者、学者和香港投资界的影响。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华尔街日报》：你表示小额信贷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监管部门的反对。这是否意味着小额信贷注定在中国难以发展？怎样才能使小额信贷真正地发展起来？
张化桥：对小额信贷公司抱有偏见的不仅是中国监管部门，其它政府部门、银行以及公众都抱有同样的偏见。在许多问题上，中国都需要观念上的变革。我本人正在做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作为一个公民，我对此感到自豪。
《华尔街日报》：如果中国发生次债危机，您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在哪？
张化桥：我认为房地产泡沫最有可能成为危机的起点，其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华尔街日报》：你曾指出，中国货币供应量在最近几年的增速已明显高于美国。这是否值得担忧？中国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升幅依然不高，为什么货币供应的加速增长还没有反映在通货膨胀上？
张化桥：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速远高于其它国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值得担心。但每年的货币供应增速都在16-17%，长期以来年复一年，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非常宽松且容易引发恶性通胀。信贷增长与通货膨胀会相互增强，推波助澜，从而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模式已经延续了30年，现在公众已经对此感到非常厌倦。
《华尔街日报》：中国监管部门经常要求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是否可以设想银行能够解决中国小企业长期以来面临的信贷枯竭问题？
张化桥：尽管银行面临政治压力而且拥有良好意愿，但中国大型银行有不同的成本结构，而且决策过程繁琐，并不适合发放小额贷款。这并不是银行的错。如果我是行长，我也会这么做。银行也有自己的压力。但专业分工是一个美丽的东西。小额信贷公司就是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只需政府减少限制、公众不再抱有偏见，小额信贷公司就会做好这项工作。
Dinny McMahon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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