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

选房三大纪律

选房三大纪律之一:控制风险

青青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楼市的风险在哪里?

先说一个名人,钟镇涛。钟镇涛为什么破产?因为投资豪宅,然后再用手中的豪宅作抵押借高利贷──用途不明。楼价下跌资不抵债,高利贷收走房产依然不够偿还,导致破产。

再说一个大公司,顺驰地产。顺驰地产在2003年曾经以高出评估价50%的地王价格拍下大兴黄村地块,同时还在全国各地高调疯狂拿地,占用大量资金。最后遭遇国家调控政策,资金链断裂,06年被路劲收购。(最近又是地王频出,我很想看看顺义大龙和远洋如何将这台戏唱完。)

最后就是最近热热闹闹的迪拜──这样的一个奇迹也在高楼大厦中倒塌了。

小到个人,大到企业、政府,投资房地产最怕的就是资金链出了问题。总体来说,楼市是一个适合笨人的游戏。只要你拿着不放,风暴也好萧条也罢,捂个5年10年总会回来,至少好过存银行。

但是房地产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占用资金量大,变现慢。曾经看到电视采访一个股市投资者。他说:“每天开盘前就在跌停板的价位上挂着,就是不能成交。”楼市也一样。一旦你需要卖掉套现,房价又进入下行通道,那么只有咬牙硬亏一条路 ……

所以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风险控制,坚决杜绝此类惨剧的发生。只要你没有被迫割肉,挣了赔了都是虚拟的。从长期面上看,收成是可以管饱的。

媒体上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答:

问:我们夫妻家庭月收入1万,存款30万,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想升级换代,应该如何买房?

然后专家就开始出主意,首付多少,贷款多少,几年还清,月供多少等等。

买房要是如此简单的数学问题那还需要专家来算么?

在衡量你的消费能力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你的抗风险能力。我大概作了一个评估模型,精确度大家可以讨论,但是大方向不错的。

以基准分10分计算,如果评估的结果超过15分,你可以放心消费;如果位于10分左右,建议你谨慎考虑。如果低于5分,我劝你还是不要买了。

收入评估

您从事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稳定收入的工作

+1

您的工作单位人员流动性大

-1

您的配偶工作稳定

+1

您的配偶工作不稳定或者不工作

-1

您的单位为员工提供优于医保的医疗保障

+1

您没有医保,只有自行购买的商业保险或者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1

您配偶的单位为员工提供优于医保的医疗保障

+1

您的配偶和子女没有医保或者只有自行购买的商业保险

-1

您或者您配偶的单位提供家庭医疗保障

+2

 

 

您的家庭月收入是家庭日常开支的两倍以上(不包括房贷车贷)

+2

您每个月在支出日常消费和偿还贷款之后基本没有结余

-2

您的家庭月收入是家庭日常开支的三倍以上(不包括房贷车贷)

+3

 

 

您或者您配偶有同胞兄弟姐妹

+1

您和配偶均是独生子女

-1

支出评估

您和您配偶的父母全部有医保或者更好的医疗保障

+2

您和您配偶的父母中有一方没有医疗保障

-2

 

 

您和您配偶的父母中有多人没有医疗保障

-4

您在股票和其他高风险项目上的投资小于您积蓄的1/3

+1

您在股票和其他高风险项目上的投资大于您积蓄的2/3

-1

您的目标楼盘租售比*1200以内

+2

您的目标楼盘租售比在1500以上

-2

您目前没有其他贷款或者投资项目

+1

您目前还有其他贷款或者投资项目

-1

您的积蓄足够一次性付款购房

+3

您目前还有其他贷款或者投资项目,且总金额达到家庭年收入3倍以上

-2



* 租售比就是楼盘每个月租金和销售价格的比值。1:200就是购房价等于200个月的租金。一般来说,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5%以上是不错的投资。香港基本上稳定在3%左右。如果低于1:500,也就是连2%都达不到,还不如银行利息,完全就是博涨价来获利。一旦租售比普遍高于这个比例,证明楼市对打算长期持有吃房租的投资者已经失去吸引力,主要是炒房的投机客在参与了。此时楼市风险已经很大,必须谨慎入市。

总有人问,现在是不是购房的好时机?房子会不会涨,会不会跌?这个问题恐怕谁也不能回答,因为影响房价的因素是多面的,多变的,必须随时保持关注。但是只要控制好风险,避免斩仓的发生,长期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延续,房产的保值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切勿因为房价上涨而头脑发热去跟风,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

高位运行的楼市是富人的游戏。他们玩儿的是闲钱,老百姓玩儿的是身家,如何玩儿得起?

选房三大纪律之二:选择保值的房子

管你有几套房子,不管你的房子会不会卖掉,谁都希望房子保值升值,而不是贬值。贬值了,就算不变卖,幸福指数也会受到深刻的影响……

如何选择保值的房子?一般来说有两种操作方法,一种是追高,一种是寻找价值洼地。

追高顾名思义,就是追捧高价位的地段和产品。高价自然有高的道理,或者地段卓越,或者品质超然。当然,也有可能是炒作比较成功。如果对房地产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去做太多的功课,那么追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毕竟任何一个城市,高价位地段和产品就这么几个,你大概跑一跑看一看,费不了太多的力气。从中再做一些筛选,挑出喜欢的项目投资或居住。

高,意味着稀缺,或者意味着市场认可。贵并不等于高风险。任志强的鱼翅说并没错。香港最高楼价已经达到每平米70万──鱼翅再贵也会有人消费。某些地段某些产品因为稀缺因为不可复制,就算价格高企也是财富保险箱,别人涨它一起涨,别人跌它却未必跌。

追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炒作。一定要相信钱多人傻不是一个笑话,而是现实。一个被炒得很高受到热烈追捧的项目,也许什么实质性卖点也没有,只是通过压迫式销售法,通过假签约炒热了楼盘,维持了高价。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楼盘要地段没地段,要自然没自然,偏偏价格上千万──那么只有炒作一个解释了。当然中国这么大,找个千把个有钱傻子跟割韭菜一样轻松。所以你去凑了热闹也未必就会赔──只要还有人比你更傻有钱就没事。不过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干嘛不住聪明人扎堆的地方呢?

这类楼盘现实中其实很好辨认,和别的高价位楼盘一对比就心知肚明,不足为虑。相对来说,寻找价值洼地更像一桩技术活儿。

很多人把“价值洼地”理解为“价格洼地”,好像价格低了就一定是洼地。前文说过,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核心地段的分布并不均匀,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对比北三环和南三环的价格这样的地理等位线来确定洼地的所在。再者,价格低自然有低价的道理。低价代表便宜,却未必代表好货。

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市场是不会有价值洼地这种东西存在的。任何事物,它的价格表现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合理性。所谓的价值洼地,说的是潜力──是这个地块的未来,是这个地块克服自身缺陷提升价值的能力和可能性。一个便宜的楼盘,如果缺乏潜力,就算2000一平米,它也是吃角子老虎而不是价值洼地。

定位洼地的所在,最好的一个办法是研究城市规划。北京目前热热闹闹的地铁建设,其实在2001年左右我就见过公布的规划,线路、建设年限都有。后来有些调整,但是整体布局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个时候地铁线路很少,关注的人也不多。到了奥运会之前地铁大干快上,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个利好。现在已经是个非常火热的主题了。

其实除了地铁,在各种政府网站上可以查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地块规划的功能──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公园?旧城改造的计划?土地出让的计划?完成情况?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更清晰地勾勒出这个区域未来的样子。跟着政府的规划走,跟着政府的投资走,这其实是一个将公共投资消化为个体利益的过程──因为政府投资的力度是没有开发商能够相比的,而这些投资都将体现在你住宅的价格上。正因为如此,亚运村奥运村才会让北四环和南四环有了天壤之别。所以CBD东扩,金融街西扩,可以说都是一些利好。当然,关键还要看力度。政府投得越多,楼盘获益越多。再一个要早关注──CBD东扩的消息可不是今年才出来的。

选定大概区域之后要了解这个区域的卖点和缺点。这个楼盘是否具备本区域的典型卖点?这个卖点是否不可复制?这个区域或者楼盘的缺点是什么,这个缺点是否无法消除?

缺陷分析其实是寻找价值洼地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既然是洼地,就代表它的价格比周边同类地段同类楼盘的价格要低。低的原因在哪里?有些原因是很难消除的,比如自然环境,固有观念;有些则不然,比如某个地段一直没有大开发,在售房源比较老旧,环境不如人意──这种情况在老城区很多。这种缺陷一旦开始市政改造,面目全非是指日可待的。又比如石景山周边一直有首钢这个大污染,首钢一搬迁,缺陷因素就消除了。

寻找价值洼地讲究的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如果地块已经开始上涨很多,也就无所谓洼地了。但是判断出来洼地,还必须判断洼地要洼多少年,也就是说改变的契机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未来太渺茫,时间成本太高,那么实在不如去投资熟地,甚至在熟地先赚了钱再杀回马枪也可。房地产不同于股市,大多数利好消息在正式出台之前都会有消息先漏出来。得到消息再动手,虽然不能抄到最低,但是节约时间成本,也是不错的方法。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寻找洼地的工作一定不能离开开发商。某一个区域的利好,开发商最知道,而且最乐意宣传。你不问他都上赶着告诉你。所以走访在售楼盘,并且和相关的政府机构信息网络确认,是重要的信息渠道,万万不可忽略。

概括起来,追高和抄低,适合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人群。投资客适合追高做熟地,自住不妨抄低,反正长期持有;懒人适合追高,因为是已经被市场认可的产品,勤劳的何不多做做工作,找到一块洼地也是很大的成就感!

选房三大纪律之三:选择品质房产

入12月,调控政策频频登场,多空方在“遏制”两个字上不断较劲。比较明确的有两点:1,政府不希望看到大涨,也不希望看到大跌;2,政府对于楼市的调控能力非常值得怀疑。所以,最后的结果未必就是政策希望的那样。

目前楼市观望情绪渐浓,投资客出逃的很多,最近成交的地块价格也回归了不少。不过宏观经济的大问题并没有解决。巨量官方和民间资金依然没有找到出路。浙江一地09年的火爆,正是产业病危楼市高烧的症状。中央也反复提出了调结构促消费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无处可去的资金依然可能掉头回来在楼市搏傻。

题外话说完了,继续说怎么选房。

北京的楼市在早几年一直处于战国的混乱状态。各个开发商做产品的手法千篇一律,一个个楼盘走过去,只有名称不同,没有性格差异。因此大众在选择产品时对品牌也不那么重视。地段好,房子满意就行了。品牌,在楼市里基本上没什么附加值。

随着楼市价格的上涨,品牌和品质也就越来越凸现出重要性了。因为你要卖高价,总要有让人心甘情愿掏钱的理由。就好像LV,Chanel,其实国内的超A,价格1000左右,做工上和真货真的没什么区别。我的一个朋友拿了真的LV去买假货,买回来让我们猜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真的猜不出来,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都非常类似。那么真货多卖的一个零,卖的是什么?是品牌,是“真货”两个字。品牌赋予产品高额的附加值,让人掏钱掏得心甘情愿。

现在已经开始有开发商在往品牌的方向努力。绿城、龙湖,都是不错的先行者。当然,在品牌经营还不成熟的市场上,也还不能盲目地追崇品牌。消费者依然需要自身对于品质具备相当的鉴定能力。

品质鉴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区品质,一个是楼房品质。

社区品质包含位置、规划、绿化、配套、物业管理等方面。

很多人买房子比较介意小区外面的大环境,而我认为小区内部的小环境更重要。因为大环境只要不是太偏于一隅,早晚会纳入市政总体发展规划的蓝图。就算晚一点,也是有盼头的。但是小区内部开发商建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人来改进。过个几年连开发商的项目公司都解散了,更没有指望。

考察社区内部,除了关注比较常见的容积率、绿化率等之外,还要考察到小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车位的配比就非常重要。好多社区因为车位规划不足,不得不将绿地改建为停车场,大大降低了社区的舒适度。

小区内大小户型的配比也很重要。小户型为主的社区入住人数多,投资比例高,人员肯定比大户型为主的社区杂乱一些。

绿化方面讲究很多。大面积铺砖、铺草坪,可以节省成本,而且效果也不错,是开发商的常用手法。而引进成年大树价格会高很多。所以如果小区的绿化比较立体,绿树成荫,这也算是重要的无形资产。

影响社区品质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物业管理。前几天北京某高档小区发生了倒车压死孩子的惨剧。好的物业管理应该保障小区业主的安全,有效运用物业费提升小区品质和品牌。无奈在目前的市场上,物业管理行业人员流动性太大。正因为如此,好的物业管理才更有价值。

楼房的品质包括建筑质量、隐蔽工程、高科技手段、装修档次等。

建筑质量是中国人心口的痛。说起来上海倒塌的大楼建筑质量还是挺赞的,连玻璃都没破。建筑质量其实业主很难考察,因为你看到的时候房子已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了,类似墙面空鼓之类的那都是小问题,里面的内幕只能等日后出了事才能发觉。这一点上二手房的风险略小一些,一般性隐蔽问题两年左右都会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在这之后就基本上安全了。如果买的是新房,在交房前可以在遇到极端恶劣天气之后立刻去查看你的房子,比如连续暴雨,或者大风,可以帮你提前发现一些问题。还有一个考察建筑质量的方法是装修。很多人装修的时候要拆墙。一拆墙,房子的质量怎么样就一目了然了。

隐蔽的水电气工程一般关注的人不是太多。是否市政供电供水供气差别不仅仅在价格,还在质量。水尤其要命。北京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喝不上市政水的小区靠开发商打的地下水,水质如何实在是一件天知地知他知你不知的事情。别墅小区要看看是否直排?热水是否双回路?这些细节有些自己也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弥补,考察的是开发商盖这个房子时候的心态──是能捞多捞呢,还是想创个牌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是否有偷工减料,才是判断开发商理念的最有力依据。

许多人很在乎得房率。实际上,要有供人出入的大堂,有方便搬运家具和紧急疏散的宽敞的过道,要有两部或者三部电梯,这些都要计入公摊。公摊特别少意味着你关入家门的面积大了,但是外面的舒适度乃至安全系数肯定牺牲了。所以公摊应该是适度,而不是一味求小。

另外一个不被人关注但是影响舒适度的要素是层高。一般人选房子习惯放眼四顾──窗外风景,窗内格局,很少有人想到抬头看看。层高是有成本的。对于限高的房子,层高可能意味着多盖一层楼;对于不限高的房子,层高也意味着建筑材料的使用量。房间格局你可以自己改,层高你改不了。大房子尤其要关注层高,避免压抑感。朋友刚买了一处高档公寓,3.3的层高。这个开发商确实比较够意思。

装修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开发商一般号称几千一平米,实际成本需要打个三折。最节省的办法就是拿看起来很昂贵其实很便宜的一些石材往房子里糊,制造出类似五星级酒店大堂的效果,倒也有人认可。装修比较好判断成本的是橱卫──看看你的橱柜、灶具、卫生洁具的品牌和档次,整套房子的装修档次立现,照妖镜一样。

北京的楼市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楼市,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品质地产似乎还不如另外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区回报高,未免让人愤愤。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不过我选房子首先要自己喜欢。我喜欢,我的租客才可能喜欢,我的下家才可能喜欢。所以即便有些楼盘炒作得很火很热烈,我依然坚持选择有品质的地产。



中国移动副董事长张春江正接受违纪调查 China Mobile Cites Investigation Of Exec's Conduct

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 简称:中国移动)说,公司副董事长张春江目前正接受政府部门调查,他涉嫌个人严重违纪。这是中国针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士不法行为的最新一起调查。

中国移动是世界上用户最多的手机运营商,它没有详细说明这次调查。

Reuters
中国移动副董事长张春江
该公司在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张春江因涉嫌个人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有关部门调查,董事会将密切跟进情况,并在适当时候作出进一步公布。

国有媒体新华社的网站上周六说,经中央纪委负责人证实,张春江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种用语通常表明被调查人涉嫌腐败。

中国移动的一位发言人上周六说,调查不会对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记者无法获得张春江本人对此事的评论。

高级管理人士的腐败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中国的电信、金融和能源等重要行业都为国有企业所主导。

比如,中国政府今年8月表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总经理康日新也因严重违纪而被调查。这家国有企业是中国在扩大核能发电方面的先锋。今年7月,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中国石化(Sinopec Corp.)的前董事长因收受近2,800万美元贿赂而被法庭定罪。

张春江还是中国移动的国有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后者持有中国移动这家上市公司约74%的股份。国有企业重要业务领域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企业党委手中。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虽然在这家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内的行政职务都高于张春江,但他却只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的第二号人物。

张春江是去年6月加入中国移动的,他还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此前曾在国有电信行业工作了25年以上。他在加入中国移动前担任国有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网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推动了该公司企业监管架构的改革,这一改革旨在给公司的外部董事更大发言权。在中国政府去年进行的电信业重组中,中国网通被并入了中国另一家电信公司,在此次重组后张春江转到中国移动任职。

中国移动的股票在香港证交所上市,其美国存托股票在纽约证交所上市。

Jason Dean


(更新完成)



China Mobile Ltd. said Vice Chairman Zhang Chunjiang is being investigat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an alleged breach of personal conduct, the latest probe into alleged executive wrongdoing to roil the country's massive state sector.

China Mobile, the world's largest cellular carrier by subscribers, didn't elaborate on the probe.

In a statement Sunday, China Mobile said that Mr. Zhang is suspected by authorities of 'serious personal violations' and that the company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will make further announcement when appropriate.'

The Web site of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Saturd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is investigating Mr. Zhang for 'suspicion of serious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language that is generally code for suspected corruption. The two-sentence report cited a commission official.

A spokeswoman for China Mobile said Saturday that the probe would have no impact on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Mr. Zhang couldn'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Corruption among senior executives has been a consistent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its state corporations, which dominate huge swath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financial and energy industries.

In August,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said Kang Rixin, general manager of state-run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 a company spearheading China's expansion of nuclear power, was being investigated, also for serious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And in July, the former chairman of one of China's biggest oil companies, Sinopec Corp., was convicted of accepting close to $28 million in bribes.

Mr. Zhang is also head of the powerful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at China Mobile's state-owned parent,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rp., which owns about 74% of the listed company. Party committees have ultimate control over key aspects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operations. China Mobile's chairman, Wang Jianzhou, is No. 2 on the party committee, although he outranks Mr. Zhang in the corporate hierarchy at both the parent and the subsidiary.

Mr. Zhang joined China Mobile, where he is also an executive director, in June of last year after more than a quarter century in the state telecom sector. In his previous job, chairman of state-owned fixed-line carrier China Netcom Group Corp. (Hong Kong) Ltd., Mr. Zhang helped engineer a corporate-governance overhaul aimed at giving outside board members greater say. Netcom last year was merged into another Chinese telecom company as part of a government restructuring of the sector, which prompted Mr. Zhang's transfer to China Mobile.

China Mobile lists shares on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American depositary share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Jason Dean


温家宝谈通胀和房价 Wen Addresses Inflation, Real Estate

少见地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中国总理温家宝谈到了国内不断升温的通胀预期,对房地产价格的高速上涨表达了担忧,并承认中国政府可能正在为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激进措施付出代价。

Sipa Press
中国总理温家宝
周日温家宝接受了官方新华通讯社的专访。他直率地反驳了国外对中国汇率政策越来越多的批评,表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全球经济有利,且中国不会屈从于压力而让人民币升值。他说:"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经济学界正在观望,这个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会不会收紧信贷。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采取措施转变通过银行贷款和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但它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步骤来传达出不容忍出现过剩的信号──这一点也得到了温家宝的强调。

专访在中国政府高层所在地北京中南海进行。温家宝警告说,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需要政府"高度重视"。他表示,应对高房价的措施包括打击哄抬房价和囤地行为,也可能包括调整利率。他在这次两小时的采访中承认,今年早些时候太多的银行放贷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代价。

温家宝没有具体阐述中国政府打算怎样扭转更广范围内的通胀预期。他认为,通胀预期反映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国内扩张性的货币发行。但他也留出余地,表示将"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方针"。

温家宝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要将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温家宝的言论与中国政府现有立场不矛盾,但有可能吸引关注,因为中国领导人很少接受媒体专访,即使是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

他对汇率问题的讲话正值海外对人民币汇率的抱怨再度抬头之际。批评者说,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使其出口产品价格低于低于国外竞争对手的价格。随着中国经济近几个月重新恢复了增长动力和出口走强,许多经济学家说,中国明年很可能允许人民币开始升值。

温家宝的讲话不可能遏制这种猜测。他没有明确排除升值,只是说不会因为国外的压力而升值。

温家宝的讲话大部分都同中国强有力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2008年11月推出的4万亿元(5,860亿美元)支出方案有关。他总结说,全国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

他说,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这是我心里感到慰藉的地方。

温家宝总理似乎承认在一些领域做出的反应有些过火,尤其是银行贷款,这种观点看来导致了2009年下半年银行贷款增速的放缓。

温家宝说,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当一些,那就好。他还说,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按照官方数据,贷款尚未引发通货膨胀,不过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基本没有经济学家认为,近期会大幅收紧信贷。显然温家宝的语言比起以往表达的对经济可能过热的担忧来说较为温和,例如在2007年初,他曾说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

此前,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五说,修改了去年的官方经济数据,显示去年的经济增速更高、更以服务业为基础,也比以往的预期更接近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家统计局说,中国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人民币31.405万亿元,约合4.6万亿美元,比此前预计的30.067万亿元高出了约4.5%。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从9%修正到9.6%。国家统计局说,最新数字能够更好地反映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高。

James T. Areddy / Shen Hong

(更新完成)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discussed growing inflation expectations in his nation, expressing concerns in a rare domestic media interview about fast-rising real estate prices and acknowledging that Beijing may be paying a price for its aggressive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peak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Sunday, Mr. Wen flatly rejected rising foreign criticism of China's exchange-rate policy, saying that stability in the yuan's value help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at China won't bow to pressure to let the yuan appreciate. 'Keeping the yuan's value basically steady is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s major currencies have been devalued,' Mr. Wen said.

Economists are watching for tightening credit in China,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major economy.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little to reverse policies aimed at stimulating growth through bank lending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ut it has taken increased steps to signal excesses won't be tolerated -- a point Mr. Wen reinforced.

Speaking in th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compound in Beijing, Mr. Wen warned that property prices are rising 'too quickly' in some cities, a situation demanding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He said that tackling these high prices includes cracking down on price gouging and land hoarding, as well as possible interest-rate adjustment. And he acknowledged in the two-hour interview that too much bank lending earlier in the year may have economic costs.

The premier didn't specify how Beijing intends to deflect broade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hich he said are reflected in higher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and expanding Chinese money supply. But he left the door open to adjust policy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situation.'

'China is not facing an inflation issue for the moment,' Mr. Wen said. 'But we should foresee such possibility and maintain consumer prices at a reasonable range.'

Mr. Wen's comments weren't a departure from existing government positions, but they are likely to gain attention because Chinese leaders rarely sit for media interviews, even with state outlets like Xinhua.

His comments on the currency come amid renewed foreign complaints about the yuan's value, which critics say Beijing keeps artificially low to make its exports less expensive at the expense of foreign competitors. A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gained momentum in recent months, and exports have strengthened, many economists have said it looks more likely that Beijing will let the yuan start appreciating next year.

Mr. Wen's remarks won't likely dampen that speculation. He didn't explicitly rule out appreciation, instead saying only that no such change would occur because of foreign pressure.

Much of what Mr. Wen said dealt with China's powerful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f the four trillion yuan ($586 billion) package of spending launched in November 2008. He said on balance the program should make the nation 'proud.'

'We have stabilized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over the past one-year period, which is a comfort to me,' he said.

The premier appeared to acknowledge the response was too strong in some areas, in particular bank lending, a view that appeared to result in slower lending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

'We will have to pay some price and face some unexpected difficulty in tackling such a big crisis,' he said. 'It would be good if our bank lending was more balanced, better structured and not on such a large scale,' Mr. Wen said. He added the situation 'has been improv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By official measures the lending hasn't yet fueled inflation, although prices have started to rise. Few economists see credit tightening substantially in the near term. And certainly Mr. Wen's language was mild when compared with past expressions of concern about possible overheating in the economy, for instance in early 2007 when he declared China's economy was 'unstable,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Mr. Wen's comments came after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n Friday reported revisions to official data that showed its economy last year was faster-growing, more services-based and closer to overtaking Japan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The bureau said that China's 2008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as 31.405 trillion yuan, or around $4.6 trillion, about 4.5% larger than the previous estimate of 30.067 trillion yuan. Real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year was revised to 9.6% from 9%. The bureau said the updated numbers better reflect how big services are as a portion of the economy.

James T. Areddy / Shen Hong


胡舒立入主《新世纪周刊》 A Top Chinese Editor To Lead Small Journal

国极具知名度的编辑胡舒立开始执掌一家规模较小的杂志,此前她和老东家《财经》杂志在经费及编辑政策上的争执致使她本人及手下多数编辑集体辞职。

现年56岁、曾将《财经》打造成中国最富进取意识杂志的胡舒立开始执掌《新世纪周刊》。该杂志的主管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该任命。

Associated Press
胡舒立
将《新世纪周刊》塑造为另一本《财经》很可能是个挑战。这本改头换面的杂志将很快在1月4日发行试刊,并在一周后经书报亭的常规渠道进行销售,不过这本杂志本身是一份不赚钱的学术期刊。尽管胡舒立将带来约七十个旧部,但目前尚且不清楚如果胡舒立就一些争议性问题进行报导,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是否会给她撑起保护伞。

在过去20年中,报导争议话题已经成了胡舒立的标志。早在《工人日报》任职时期她就以揭露丑恶现象而闻名;《工人日报》是一份党报,曾经报导过一些敏感话题。1998年,她和出身高干、颇具改革思想的王波明共同创立了《财经》杂志,这本杂志因报导腐败现象以及政府在2003年掩饰非典疫情而在国际上受到关注。

胡舒立和王波明在今年10月份分道扬镳。此前,胡舒立说王波明并未给她的杂志在积极报导新闻时所必须的政治保护。她还说《财经》现在已成为王波明手下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EEC Media Group Ltd.)的摇钱树,但杂志本身却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王波明否认了这些指责,他说自己已经给予了《财经》在挖掘新闻时所需的保护。王波明现率领新的编辑团队继续出版《财经》杂志。

《新世纪周刊》或许前途难测,但它给予了胡舒立重启出版事业所急需的东西:刊号,即政府给予刊物的出版许可。刊号的发放受到政府部门严格限制,而且能否获得刊号一直被视做胡舒立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胡舒立发表评论。不过,据胡舒立下属透露,她在周三时对员工表示有足够的资金将《新世纪周刊》打造成为一个锐意进取的全国性杂志。她的员工在过去两个月中一直正常领薪,并一直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租用的办公楼里上班。

Ian Johnson



Hu Shuli, one of China's best-known editors, is taking charge of a small journal after disputes over money and editorial policy caused her and most of her staff to leave her previous magazine.

Ms. Hu, the 56-year-old journalist who turned Caijing into China's most aggressive publication, will take the helm of New Century News, which is run out of an economics institute in the remote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organization that owns the magazine.

Turning New Century News into another Caijing is likely to be a challenge. The revamped magazine will be launched quickly -- a trial version is due out Jan. 4 with regular newsstand sales to start one week after -- but the publication is an unprofitable academic journal. Although Ms. Hu brought about 70 of her staff with her, it is also unclear if the magazine's owner,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Hainan, will have the clout to protect Ms. Hu should New Century News tackle controversial issues.

That has been Ms. Hu's trademark over the past 20 years. She was known as a muckraking journalist at Worker's Daily, a newspaper ru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for a while tackled sensitive issues. In 1998, she and Wang Boming, a reform-minded scion of a powerful family, launched Caijing, bringing it to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with articles about corruption and a government coverup of the SARS pandemic in 2003.

The two split this past October after Ms. Hu said Mr. Wang failed to give her magazine the political protection it needed to aggressively report the news. She also said Caijing had been a cash cow for Mr. Wang's SEEC Media Group and was starved of funds.

Mr. Wang denied the charges, saying he had given the magazine the cover it needed to make its scoops. He has continued to publish Caijing with a new staff.

The new publication might be obscure, but it gives Ms. Hu something she badly needs to restart her publishing career: a 'kanhao,' or publication number, which is essentially a government license to run a publication. The number of kanhaos is strictly limited by authorities and getting one was seen as one of Ms. Hu's main challenges.

Ms. Hu wasn't available for comment, but, according to staff members, she told staffers Wednesday that she has enough funding to turn New Century News into an aggressive, national magazine. Her staff has been paid regularly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and has been working in rented offices in Beijing'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an Johnson


2009年12月30日

上海最贵住宅单价19万元/平米 创下内地之最

  古北臻园一别墅创内地房价纪录 上海豪宅门槛5万元/平米

  东方早报记者 朱楠

  易居中国昨日公布了2009年(统计时间2009.1.1-12.28)上海实际成交均价最高的前10名楼盘,其中有4个项目均价超过10万元/平方米。而从单价看,古北臻园的一套别墅成交单价高达19万元/平方米,创下沪上乃至中国内地之最。盘踞上海豪宅价格之最两年之久的汤臣一品今年屈居第二,原名为"鹏利海景公寓"的中粮海景一号4年后重新包装上市,一举成为新一代沪上均价最贵楼盘。

  早报记者在比对了网上房地产的交易数据后发现,2009年成交均价前4名的楼盘均价确实都超过10万元/平方米,分别是中粮海景1号110198元/平方米、汤臣一品103812元/平方米、佘山高尔夫别墅100861元/平方米和西郊明苑别墅100855元/平方米,其中两个楼盘集中在陆家嘴(25.24,0.18,0.72%)区域。其余6个楼盘均价也都在7万元/平方米以上,反映这10个楼盘实际成交价格中间水平的平均值达9.5万元/平方米,比2008年的7.2万元上涨32%。

  自2005年10月上市、2006年8月首开销售记录以来,汤臣一品就是上海乃至整个内地房价之最。过去三年里,其成交的4套房源均位于A栋,均价在115479-142243元/平方米之间,2007年至2008年的两年间均占据上海住宅均价最高榜首。今年其A栋成交的5套房源均价在135063-166174元/平方米,但是受到其上半年新推出的C栋成交36套低区房源均价只有93955元/平方米的影响,汤臣一品今年的总体均价被拉低,位居第二位。

  从单价来看,地处古北的臻园11月成交了一栋9100万元的别墅,按其471.29平方米的产权面积算均价高达193087元/平方米,是上海乃至整个内地房价之最。佘山高尔会别墅11月也成交了一栋1.28亿元的房源,按其759.31平方米的产权面积算均价也高达168574元/平方米。

  易居中国报告还提出,2004年12月华府天地上市成交17套房源的均价达到50551元/平方米,是上海首次出现售价5万元/平方米以上的楼盘。之后2005-2008年,成交均价在5万元/平方米以上楼盘每年成交量分别为82套、263套、310套和381套,但2009年这一数据已达到1460套,超过之前的历年总和。可以看到,目前上海豪宅的价格门槛已达到5万元/平方米。



2009年12月22日

王石专访实录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的第一部分。在接受采访的当天晚上,王石启程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将搭乘联合国环保列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告诉全世界一个中国企业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准备做哪些努力。

王石谈2010年经济形势

《华尔街日报》:您怎么看2010年的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遇?不仅是万科,也包括您对整个经济的看法。

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近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采访。他分析了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目前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肯定存在泡沫。从全国整体来看,泡沫特征还不明显。但如果泡沫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情况将十分令人担忧……
王石:我的态度是谨慎乐观。从全球经济形势看,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底谷,而且有复苏的迹象。中国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对于刚发生迪拜推迟还贷的事件,当然对阿联酋是一个大的事情,但这个事件不像衍生工具杠杆作用那么大,不会有像雷曼兄弟破产那样大范围的连带影响,因此不要说对全球,就连对中东的影响都是比较有限的,对亚洲、对中国的影响也很有限。

中国的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它本身处在一个稳定的高速经济发展期。尤其是2007年,中国对过快的增长做了调控,所以金融海啸到来之前,中国无意中已经做了准备。

对于房地产业来讲,2007年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2007年国家很明显已经做了调控,调控后,2008年房地产业的日子普遍很难过。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万科预期2009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还会继续下去,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推出了“保八”的政策,以及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使得房地产商全部过关,日子全部都好过。

随着十万亿货币量投放到经济体,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有很明显的生产过剩,这要比仅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复杂得多。这么多货币一方面加大通货膨胀的预期,另一方面生产严重过剩,比如钢铁。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滞胀。这个局面会相当麻烦。不动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如果出现资产泡沫,将会很麻烦。

《华尔街日报》:通货膨胀会是未来一年的最大风险吗?

王石:通货膨胀多少不可避免。货币投放主要投向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建设,不是说停就停。关键看要(风险)到什么程度。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二部分。

王石谈资产价格泡沫

《华尔街日报》:去年房地产价格下跌,今年已经早已回升,现在有人说已经变成了新的泡沫,您认为泡沫已经形成了吗?

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近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采访。他分析了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目前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肯定存在泡沫。从全国整体来看,泡沫特征还不明显。但如果泡沫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情况将十分令人担忧……
王石:从去年到今年,房地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中国的宏观调控继续下去,中国的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公司是过不了关的,资金链最后会断,市场会重新整合。但随着去年十月份国务院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到今年春节之前市场开始好转,但大家预期好转不会持续到四月份以后,但不仅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个别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房价增长速度之快让大家感到惊讶,对市场未来的走势有些担心。就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情况来看,应该不好说中国的市场是不是泡沫,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除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的地价和房价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从整体来讲,还没有上升到房地产泡沫,但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毫无疑问,个别城市显然产生泡沫了。我也很担心,如果这种趋势很快感染到二、三线城市,就可能和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特征很类似了,那是很令人担忧的。

王石谈到了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爆发迫使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国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将走入艰难时期。相比之下,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此外,王石还谈及了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那作为房地产商应该怎么办?

王石:万科在全国三十一个城市搞房地产项目,从统计来讲,说全国已经进入泡沫不准确,但这种趋势不太好。这样的货币投放终究会刺激市场,所以预计明年的房地产市场也会不错。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货币投放一定会有负面的东西,而且会有惯性、不易扭转,不是说你意识到通货膨胀要采取措施,马上就能见效。从中长期来看,要宁肯把市场想得更严峻一些。策略不能只看明年,还要考虑到后年,大后年。作为一个企业宁肯慢半拍,不要说市场这么好,赶快开工啊,拿地啊。(企业的)政策要稳定一些,要适当地成长,比如我们本来对今年的预期是不大好的,因为去年的形势,又加上金融海啸。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额530-550亿元,实际上今年可能在600亿出头。市场出现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但万科没有因此而增长非常多,同行很多预计40亿,实际上达到120亿,甚至130亿。可见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是稳健的。没有说市场好,万科就突然发力。我们预计明年销售额在800亿,市场很好也不会超过30%的增长,不好也不会低于25%,我们是奉行稳健第一原则。

王石说,从全国整体来看,房价还未出现明显泡沫,但目前的趋势不太好。面对这种局面,房地产商该如何应对呢?王石分享了万科集团奉行的三条发展原则。
日本的泡沫经济,十年的停滞增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房地产商最危险的行为就是高价买了地,高价开了高档物业。一但市场不好,就会很麻烦。

第二、更多地面向钢性需求,不是投资需求。比如城市化过程中,新毕业的大学生要结婚生小孩,老龄化人口形成老龄社区。炒房子的人就不愿意炒这种老年公寓、大学生公寓等,更多是炒别墅、高档住房。

第三、正因为市场好、发展商利润高,发展商应该加速绿色环保住宅投资,因为绿色环保住宅成本高。

再过三年,万科就能完成从营销、生产型转化成研发技术型企业。恰好就是绿色环保大大促进了研发技术型的科技含量。 发展绿色建筑住宅才真正是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加快绿色环保,并不纯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从企业竞争力、差别竞争的角度去考虑。从全球角度,都要去这样做。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三部分。

王石谈保障性住房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华尔街日报》:高房价与百姓需求的矛盾,如何解决?

王石: 房价偏高和非常高只是出现在一些城市,在另一些城市,比如,沈阳、成都、西安、哈尔滨、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和收入的差别不大,和北京上海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些城市占的比例很大,不可忽视。

北京的情况特殊,因为经济结构和政治地位的关系。经济结构决定北京有很大的寻租空间。到北京寻租,就要到北京买房子。北京的教育、医疗条件比其他城市好,所以有钱人向那集中,所以北京的房价无法按正常的市场规律来判断。所以北京就算这样高的房价,也还是供不应求。

上海是经济中心,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可观,其土地释放量和需求量有差异,就会有供求矛盾。浦东再发展十年也没有地了。再加上热钱相对容易进入北京和上海,因为这里的投资选择多。所以特殊性和投机性决定了两地的高房价。

其他城市,如深圳,一共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90%是山地,又有1400万人口,土地比香港还稀缺,没有土地供应,所以地价、房价都上升,可是附近的东莞、惠阳地价并不贵。

王石谈到了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爆发迫使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国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商将走入艰难时期。相比之下,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此外,王石还谈及了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面对这样的矛盾,解决方法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能让城市郊区比较便宜的土地能够释放出来,解决更多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上北京向北四十公里,那里是山区,还是非常贫穷的,地价不可能变得很贵。

我觉得亚洲的城市必然是人口集中,这样效率才高。解决居住问题就要考发展卫星城市,卫星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交通。

房地产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需要政府特别的政策进行补贴,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地方政府把商品化的土地当成主要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住宅。这更多的应该是靠中央财政收入。现在分税制造成税收大头被中央拿走了,要解决中低收入住宅,地方没有这方面的支出,就形成现在的局面。

《华尔街日报》:有数据说现在中国房屋自有率70%,怎么看这个比例和未来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住宅革命能持续多久?

王石: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与西方人对房子的观念相比,亚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已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钱人,在曼哈顿租房子住。亚洲房屋自有率比例高是非常正常的。日本1960年的统计数据,100个家庭拥有房子比率是96%,而中国现在才是70%。从这个比例来看,中国还在城市化,每年有1400万人进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拥有房子的绝对数量现在还是在大量增长中,这不构成问题,但问题是住房的大小问题,是不是需要住这么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数是比较高的。大就是浪费,建筑还不环保,更是浪费。房屋也质量不高,你会发现很多20年前盖的房子,现在就要拆,也造成浪费。

王石说,从全国整体来看,房价还未出现明显泡沫,但目前的趋势不太好。面对这种局面,房地产商该如何应对呢?王石分享了万科集团奉行的三条发展原则。
我们了解到,欧洲主体户型平均面积120平米,而中国现在也是120平米,德国人人高马大,亚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们的平均面积显然是大了。所以建设部曾发文严格规定90平米的住房要占70%。显然国家意识到了,中国住房面积过大的问题。当然这种规定不大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这种规定表明从国策上并不鼓励这种消费倾向。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引导,亚洲就是地少人多,所以不应该买那么大的房子,应合理使用。

万科住房的面积只是行业中同类住房面积的90%,虽然面积小了10%,消费者可以少花10%的钱,但是使用效率和空间感觉可能是一样的,这对设计要求更高。这方面日本做得更好。城市只能往高处发展,对设计的要求更高,面积就更不能做得太大。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四部分。


王石谈气候变化和绿色住宅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现在宏观经济恢复到了稳定的水平吗?

王石:中国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即使没有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更大的问题还有全球变暖,为了适应全球变暖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比金融危机造成的调整更大,对国家和企业都是这样。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保八”不仅是2009或2010年的政策,还会是一个长远的政策。如果经济还是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宣布了单位GDP的减排目标。实际上,碳总量排放还在增加,中国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排放增速。我个人看,减总量对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减少碳强度对中国挑战性也非常非常大,但也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改善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需要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需要技术,需要更高的标准。未来三十年,中国如果照着这样的路走下去,全世界会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在承担责任,而不是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还在不负责任地排放。我个人认为,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削减40-45%的目标,虽不容易,但完全可以做到,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更大的潜力。

对企业这不仅涉及环保和社会责任问题,还会带来商业机会。

《华尔街日报》:开发商具体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石: 对开发商来讲,能源总耗的40%是家庭用户的消耗(用电、取暖)。我们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如何减少消耗;第二,建好的房子在使用当中如何减少能源消耗。有个统计数据,全球70%的木材流向中国,其中70%用在建筑工地,而其中再有70%用于住宅建设中。

中国的传统建筑是用钢筋混凝土这样的做法来建造,造成大量消耗木材。很多木材当作建筑木材,木材做的这种模板重复使用6.5次就报废了。每年大量砍伐森林就用于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造住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带来大量的消耗。我们是住宅建设的企业,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谈及中国较高的住房自有率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空间的影响时,王石说,中国人对住房的观念与西方人不同,中国目前的住房自有率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并不是问题。而中国住房人均居住平米数较高、建筑不环保、房屋质量不高和楼盖得较矮等现象,造成了很大浪费。
万科从2004年开始在研究,如果按照日本等发达国家“住宅产业化”的方法,在工厂里生产盖房子用的钢模,钢模可以数百次地重复使用,钢材还可以进行回炉,可循环再生。这样对技术要求高,生产成本高,但是它很环保。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技术在2007年开始试验性地投放市场。2007年投放5万平方米,2008年是20万平方米,2009年是80万平方米,占万科整个生产的比例是12%。预计到2014年,万科就能像日本同行一样100%使用钢模。我们预计,如果到2014年,房地产行业中有15%的企业也能使用这种产业化的方法,就能减少森林砍伐1.2万公倾。如果有50-60%的企业能做到,仅节省木材一项就会非常可观。

建环保住宅,让冬天暖气不要流失、夏天冷气不要流失,这个潜力就更大了。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有个环保标准叫LEED,分四个级别。中国关于绿色建筑也有三个星级,最高为三星。万科现在普遍达到一星,部分二星,个别三星。

绿色环保意味着少用电,少用电就少发电,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万科就是在起到带头作用。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万科推广住宅产业化的初衷不是因为社会责任,完全是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出发,因为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经验。万科现在完全是为了保证质量而这么做。

我们突然发现“住宅产业化”与环保生产是一致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心里非常高兴。你不是因为提高生产率,而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而刚好是减少了木材使用,提高了效率。当然不能停留在巧合上,要从更高的高度认识这个全球变暖问题,更主动地去做,而且带动行业一起做。现在同行只有万科在做,我们先走一步,如何动员全行业来做?我们制定两个政策,一是开放万科研究中心平台,告诉别人技术怎么使用;二是,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技术专利,让同行免费使用。如果同行都来学习,你才会有压力不断向前走。

《华尔街日报》:您个人去哥本哈根有什么目的吗?

王石: 我是受联合国环境署的邀请参会,联合国副秘书长点名邀请。第一个活动乘坐联合国和欧盟铁路系统推出的一辆“环保列车”,从布鲁塞尔搭乘环保列车到哥本哈根。在12个小时车程中,宣传环保概念。在“环保列车”上参加联合国环境署方面的活动,到了哥本哈根之后,参加环境署安排的非正式会晤,代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发布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中国企业家声明,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行动计划。

王石说,从全国整体来看,房价还未出现明显泡沫,但目前的趋势不太好。面对这种局面,房地产商该如何应对呢?王石分享了万科集团奉行的三条发展原则。
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声明和我国政府的减排目标,使我们很受鼓舞。从某种角度来讲,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是看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去布鲁塞尔的中国企业代表团本身都是积极的环保主义者,积极地把绿色环保当成一种竞争力。中国从人口、经济发展各方面都是大国,应该尽大国的责任。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尽企业的责任。这次我去哥本哈根首先是去感受如何对待全球变暖的政治角逐的环境。另外,北欧国家在环保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我借这个机会去丹麦,荷兰、德国对环保方面城市规划进行考察。

每年我的出国业务考察活动80%都是与环保有关系,过去一年的主要课题,就是研究城市垃圾分类。中国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之后产生的垃圾问题。现在中国迅速城市化,就迅速产生大量垃圾。中国过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现在发现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进行填埋,就算有地方埋,农民不接受填埋。现在认为焚烧是好办法,但发现也会产生二恶英。老百姓也不欢迎。

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都进行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地焚烧垃圾。垃圾分类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减少公害。中国只停留在从垃圾填埋到焚烧的过程。北欧采用高科技进行垃圾分类,效果非常好,但成本高。这种方法在中国人均GDP 3000美元的水平上很难大规模效仿。日本人用的垃圾分类的方式并不是高科技,但是他们利用民族自律,认真自觉地进行分类,这个我们又不可能学得到(笑)。

后来我们发现华人社区垃圾分类处理最好的是台北,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地引进台北市政府的垃圾分类做法。但这不是发展商完全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在小区里面分类,垃圾车来了,也不会分类收集,所以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力图影响政府,明年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中有一项就是要介绍台北政府的垃圾分类。我们相信台北能做到,上海也能做到。上海能做到,北京、广州、深圳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些城市能做到,其他城市也能做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现在更多的精力就是在做这些事(笑)。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华尔街日报》:您觉得一些国家政府包括中国美国,最近公布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你觉得力度够吗?

王石:我不好说美国够不够,我们(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规定,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我们这种方法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即使没有碳排放和污染问题,地球资源也是有限的。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决定了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大。中国现在是石油进口大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将成为煤炭的进口大国,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煤炭给你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改。中国一直在试图减少单位GDP耗电量上,这和环保的目标(减低碳排放)是一致的。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都是这样做,所以中国的目标并不是额外增加的。只不过是中国公开承诺了,执行起来力度会更大。我认为中国只会超过(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不会减少,尽管做起来不是很容易。对外承诺与不承诺是完全不一样的。承诺之后,中国地方政府考虑的就不仅是GDP,而是绿色GDP,考核中国官员的政绩指标会有所不同。中国对外公开承诺搞环保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比中国承诺的数字意义要大。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中国官员会说,“历史上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中国13亿人口,人均排放少”。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不对,但如果一直延续这种说法,你说大家搞绿色环保会有积极性吗?承诺不仅会使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在国内意义会更大。反过来,如果看到中国在积极承担责任,国际上才会放心。

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宏观经济形势和环保问题采访了万科董事长王石,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实录第五部分。


王石谈登山、宗教信仰和其他

《华尔街日报》:明年有什么重要的登山计划?

王石:明年准备再登珠峰。明年是中国人登顶珠峰五十周年纪念,还是上海世博会。我准备借此机会,发起一次环保登山行动,重返珠峰。由万科出资,组织职业登山家通过登珠峰捡垃圾。因为珠峰八千米往上有数千个空的氧气瓶,国际NGO组织曾在尼泊尔的珠峰南坡做过这样的活动,珠峰北坡没有做过。同时还希望引起大家对全球变暖,冰川退化的关注。现在我每年都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

《华尔街日报》:登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石谈到自己登珠峰的经历时说,登山最大的收获是让他能坦然地面对死亡,而做企业比登珠峰还难,可能付出一辈子的努力都不能登顶。此外,王石还谈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王石:2003年登完珠峰,记者问我,做企业难还是登珠峰难,我的答案使他很意外,他认为我一定会说是登珠峰难。我的回答是:做企业难!登珠峰我熬了55天,而做企业我从1983年到深圳创业开始,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我还在熬。如果把做企业比做登珠峰,珠峰8848米,充其量现在我们的企业还是在6500米,离达到我心目中的顶峰还有很远,可能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

登山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我觉得西方是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相信上帝,相信天堂,所以人们对死并不恐惧。教堂后面就是墓地,死人和活人是很密切的关系。东方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不愿意面对,只有清明节去扫墓。你到西方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墓地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好像公园一样。

东方人除了老年人写遗嘱,其他人写遗嘱是忌讳的。而登山是无法回避死亡的,一进山你就要考虑如果出不来,我的公司会怎么样,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我的朋友……每次进山之前,必须要把这些身后事考虑好。登山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所以可以坦然面对死亡。

有这样的心情,你会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可以面对你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你原来回避的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坦然、更平和。
我是无神论者,但如果我必须选择一种信仰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佛教到了中国,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一种庸俗的交易关系,场所非常商业化。

对于信仰,信不信是一回事,但你要了解,不信的话也不能去排斥。中国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开放,科学上的引进,在信仰方面,要更加包容,更多去了解不同的东西。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还是GDP挂帅,讲经济发展,一直持续下去,那会是很危险的。不断反思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对我们的民族非常重要。


王石谈万科融资计划

《华尔街日报》:万科的融资计划有无时间表?

王石认为目前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存在房价高的现象。为什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偏高?王石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外,他还就如何解决高房价与需求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石:我们已经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增发新股112亿,正在报批的过程。国内融资市场时间周期较长,估计明年上半年能完成。

《华尔街日报》:有没有考虑过要在香港上市?

王石:这个想法一直有。香港融资平台更国际化,融资效率非常高。从融资决定到发股票一周时间就可以了。在中国,从决定发行到完成十二个月就算是快的了。因为种种原因,到香港上市还在考虑中,没有具体的动作。

《华尔街日报》:你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未来的三十年?

王石: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用三个字概括──“想不到”,对我个人、国家、公司都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通过全球化,通过改革开放才使得今天的一切得以实现。对未来的三十年,我还用三个字概括──“不确定”,不知道三十年之后会怎样。既然不确定,我们就去做那些可以确定的事情。

王石专访实录一:2010年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http://cn.wsj.com/gb/20091207/BCH074604.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二:北京等地房价非常令人担忧 http://cn.wsj.com/gb/20091208/BCH080408.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三:用公交解决高房价与需求的矛盾 http://cn.wsj.com/gb/20091209/BCH074859.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四:减排会给企业带来商机 http://cn.wsj.com/gb/20091210/BCH080757.asp?source=article

王石专访实录五:登山让我坦然面对死亡 http://chinese.wsj.com/gb/20091211/BCH081010.asp?source=baidunews

对冲基金之王泰珀的“圣诞礼物” What Is on David Tepper's Holiday Gift List This Year?

卫•泰珀(David Tepper)成为了新的对冲基金之王,他名下的对冲基金今年迄今已盈利约70亿美元。泰珀在饱受打击的银行类股上押下了重注,这使得他旗下的基金Appaloosa Management成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之一。

这则对冲基金因美国经济形势好转而获利的消息是一个感人的节日故事,正好跟那些在2007年和2008年盈利的对冲基金情况相反,它们是因为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垮台才盈利的。

如果你能幸运地成为泰珀派发圣诞礼物的对象,不妨看看这位今年赚的钱大约相当于蒙特内哥罗国内生产总值的人都能买得起什么。

电动工具在圣诞节期间总是很受欢迎,而泰珀则有实力将电动工具生产企业Black & Decker全盘买下,这家公司上个月被Stanley Works以46亿美元收购。作为捎带,何不考虑买下生产Gold Bond牌爽足粉和洗发液的企业Chattem Inc?这家公司的售价约19亿美元。

要是送礼对象超级自负,又是泰珀极其重视的人,那泰珀或许能为之建造一幢媲美世界最高大楼的建筑。高2,684英尺、160层的迪拜塔(Burj Dubai)建造成本约41亿美元。虽然泰珀可能需要以赊账方式筹措部分建筑费用,但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厦里的分户公寓转眼就会销售一空。问问迪拜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就明白了。

如果泰珀怀有慈善之心,那么第三世界债务则是一件新潮礼物。他可以抹去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61亿美元债务,或者索马里的55亿美元债务,剩下的钱还可以替纳米比亚偿还其8亿美元贷款。

每家对冲基金都应该拥有一家银行。泰珀因押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花旗集团(Citigroup)能熬过今年2月和3月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而赚到了钱。如果被要求再来一次如此精彩的表现,他可以购买美国财政部所持克利夫兰银行KeyCorp.价值25亿美元的认股权证,以及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银行Regions Financial Corp.价值35亿美元的认股权证。这两家在困境中挣扎的地区性银行不像华尔街的受困银行那样引人注目,这使它们的价值低估程度更高。

再看一下4,666这个数字。这是泰珀能用投资盈利购买的兰博基尼Reventons轿车的数量,这款车是目前最昂贵、动力性最强的兰博基尼轿车。

Michael Corkery


David Tepper, the new hedge fund king in town, netted roughly $7 billion this year, making big bets on battered bank shares. That makes his fund Appaloosa Management, one of the biggest winner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is a heart-warming holiday story about a hedge fund that profited because the nation prospered, as opposed to the hedge funds that profited in 2007 and 2008 on the collapse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be on Tepper's holiday list, here is what a man who made roughly as much as the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nation of Montenegro can afford to buy:

Power tools are always popular at Christmas. Tepper could have snapped up the entire power tool company, Black & Decker, which sold last month for $4.6 billion to Stanley Works. As a stock stuffer, how about throwing in Chattem Inc, the maker of Gold Bond foot powder and dandruff shampoo, Chattem Inc, which cost about $1.9 billion?

For that really special person with an outsize ego, Tepper could build them a matching set of the world's tallest building. The 2,684 feet, 160-story Burj Dubai cost an estimated $4.1 billion to construct. Tepper might need to put some of the construction bill on credit, but what's to worry? Those condos will sell out in no time. Just ask Dubai's real-estate developers.

If Tepper is feeling in a charitable mood, Third World debt is a trendy gift. He could wipe out the African nation Tanzania's $6.1 billion debt or Somalia's $5.5 billion and have enough left over to clean out Namibia's $800 million of loans.

Every hedge fund should own a bank. Tepper profited by betting that Bank of America and Citigroup would survive the dark days of February and March. For an encore, he could buy the $2.5 billion of Treasury-held warrants in KeyCorp, of Cleveland, and the $3.5 billion of warrants in Regions Financial Corp., Birmingham, Ala. The struggling regional banks aren't as flashy as Wall Street's wards of the state, which makes them a more understated gift.

Then there is this number: 4,666. That is how many Lamborghini Reventons, the most expensive and powerful Lamborghini on the road, that Tepper could buy with his winnings.


Michael Corkery

经历背叛的婚姻何去何从? How Marriages Fare After Infidelity

上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夫人詹妮•桑福德(Jenny Sanford)提起离婚,到老虎伍兹(Tiger Woods)的婚姻因其出轨而岌岌可危,最近一段时间里,名人婚姻因为不忠而触礁的消息可谓层出不穷。

这位身家亿万美元的高尔夫球明星以及赴阿根廷会情妇的南卡州长马克•桑福德(Mark Sanford)的故事正好从截然相反的角度讲述了经历外遇之痛的家庭如何得以走向重圆,或如何彻底破碎。

Associated Press
老虎伍兹今年秋天与妻子和女儿在一起
伍兹宣布退出美国职业高尔夫锦标赛(PGA),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集中精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以及一个更好的人”;这说明为了挽救婚姻值得放下一切、值得一天24小时全情投入。(当然需要指出,大多数夫妇是担不起这样的疗伤成本的。)

伍兹的“归隐”决定示范了近年来人们在婚外情问题上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态度:经历过不忠的婚姻是有可能破镜重圆的,这一点尤其为心理治疗师、作家以及脱口秀主持人所认同。婚姻治疗师和顾问现在使用一种新技巧来提高保全婚姻的可能,即强调夫妇二人间的宽恕、理解和关系修复。治疗师米歇尔•威纳-戴维斯(Michele Weiner-Davis)撰写的《离婚闹剧》(Divorce Busting)以及佩姬•沃格汉(Peggy Vaughan)撰写的《一夫一妻的神话》(The Monogamy Myth)等畅销书都提倡婚姻要从背叛中恢复。

也有一些名人持这种观点。比方说,前纽约州长埃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召妓丑闻曝光后,妻子思尔达•斯皮策(Silda Spitzer)仍力挺夫君;于是斯皮策的婚姻生活就成了最新热门电视剧《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的原型,该剧集讲述的是一位女士在她的政治家丈夫公开出轨后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另一个例子非前第一夫人、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莫属,希拉里因为在克林顿的偷情丑闻中始终支持他而赢得盛名。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的妻子伊莉莎白目前也和丈夫保持同一阵线,尽管有报导称她或许正在考虑离婚。爱德华兹承认有一段长期的婚外情。

詹妮•桑福德则是个相反的例子,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付出了许多徒劳无功的挽救努力之后,她决定提起离婚。作为南卡州长的桑福德在6月份时涕泪横流地承认自己跑去了阿根廷私会情人,他还在事发当周说自己希望保住婚姻。《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针对此事撰文说,她的决定令人们的看法回到了以前,尊重遭遗弃的妻子挺起胸膛,拒绝支持她不忠的丈夫,迈步向前迎接自己的生活。如果伍兹的老婆艾琳•诺德格伦(Elin Nordegren)决定离开丈夫,《华尔街日报》绝对会为她提供一些有帮助的理财建议。

治疗师说,在一定程度上,经历过背叛的婚姻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婚外情的动机。如果只是为了逃避与配偶的摩擦而出轨,那么这一事件可能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婚姻中无法言传的紧张与冲突找到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恢复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如果是一种“出走式”出轨,即一方为了摆脱当前婚姻而行背叛之事,那么这样的婚姻在保全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各位读者,在一段留下背叛阴影的婚姻中,人们是否应该尽全力挽救婚姻,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彻底重整生活?你认为婚姻是否有可能从配偶的背叛行为中真正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值得再给过错方一次机会?

Sue Shellenbarger


From South Carolina First Lady Jenny Sanford's divorce filing last week, to the adultery revelations threatening Tiger Woods's marriage, the news lately has been full of gossip about high-profile couples rocked by infidelity.

The stories about the billionaire athlete and the philandering South Carolina Gov. Mark Sanford serve as contrasting examples of the prospects for a marriage damaged by infidelity to rebound - or not.

Tiger Woods's withdrawal from the PGA tour 'to focus my attention on being a better husband, father and person,' as he said in a statement, suggests that saving one's marriage is worth dropping your juggle altogether to devote 24/7 effort (a move, to be sure, that most couples can't afford financially.)

Tiger Woods's break exemplifies an attitude about infidelity that has been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mong therapists, authors and talk-show hosts: the potential for couples to recover from infidelity. Therapists and counselors have developed new techniques that increase a couple's chances of preserving their marriage after an affair, stressing forgiveness, understanding and healing. Popular books, including 'Divorce Busting' by therapist Michele Weiner-Davis and 'The Monogamy Myth' by Peggy Vaughan, promote the idea of recovery from infidelity.

High-profile examples of this attitude include Silda Spitzer, who backed her husband, former New York Gov. Eliot Spitzer, after his involvement in a prostitution ring was revealed (the Spitzer's marriage inspired the popular new TV series 'The Good Wife,' about a woman's life and career after her politician husband's public infidelity); and, of course, former First Lady Hilary Clinton, now Secretary of State, who stood famously by her man throughout his infidelity scandal. Elizabeth Edwards has so far stuck with her husband, John, the former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fter he admitted a long-term affair,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that she may be considering divorce.

A different example is set by Jenny Sanford, whose divorce filing came after 'many unsuccessful efforts at reconciliation,' she said in a statement. Gov. Sanford, who last June tearfully confessed to an affair with an Argentine woman, told reporters that same week that he wanted to stay married. With her decision, a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suggests the pendulum may be swinging back, toward regard for the spurned wife who squares her shoulders, refuses to back her unfaithful spouse and moves on. (If Tiger's wife, Elin Nordegren, does decide to leave her husband, the WSJ has some helpful financial advice for her.)

Therapists say a marriage's prospects after infidelity depend partly on the motive for the affair. Cheating that is motivated by a partner's desire to avoid conflict with a spouse can be an unconscious way of forcing unspoken tensions and disputes out in the open; marriages stand a relatively good chance of recovering after such an affair. On the other hand, an 'exit affair,' which is motivated by a partner's decision to quit the marriage, is mo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Readers, should spouses make every effort to save their marriages after an infidelity, reorganizing their juggle if necessary?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hances of a marriage truly recovering from one partner's affair?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does a cheating spouse deserve a second chance?


Sue Shellenba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