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鲁安原先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因为对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教学很感兴趣，于是选修了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程。1952年鲁安首次遇见巴菲特。当时俩人都在上格雷厄姆的课。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巴菲特非常关注着鲁安的投资业绩，心里充满敬慕之情。
1969年，在合伙投资公司成立12年之后，因为股市持续高涨，巴菲特决定关闭了这家公司。而原来一些投资于他的合伙人希望能与另一位券商继续合作，于是巴菲特邀请他的好友、同学鲁安来管理他们的资金。“我问鲁安是否愿意接手我们的投资伙伴”，鲁安同意了，“于是他成立了红杉基金。”他俩都知道当时成立基金的时机不对，但鲁安还是硬着头皮上。股市在1969年正分裂成两层市场。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朝着“漂亮50”公司“成长”股云集，价值股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成为时代的弃儿。巴菲特说，尽管那时价值投资者的相对业绩在开始时很难看出来，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合伙人不仅跟定了他鲁安，而且还追加了投资，这让巴菲特多少有些惊讶。当然，他们最终均获得快乐的投资回报。
不过，鲁安刚开始时确实很艰难。由于成立基金的时机不对，鲁安说，“曾经有过几年，我们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在70年代中期创办红杉基金本来就是缺乏远见之举，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的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到1974年，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我们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风暴的确已平息了。“成长”股泡沫破灭后，价值股却大放光芒。到了1976年底，红杉基金在第五个半年期的业绩评估中已超出市场50个百分点。到了1978年，红杉基金已获利220％，而不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60％。
有人认为红杉基金是一个真正的开拓者，因为这是第一家以集中投资为指导原则进行投资的基金。从红杉基金持股的公布纪录看，它清楚地表明鲁安和他的合伙人里克・卡尼夫(Rick Cuniff) 管理着一家高度集中、低度周转率的证券投资公司。红杉基金平均拥有6-10家公司的证券，这些证券占了总体投资的90％以上。即使如此，证券所涉及的经济领域在过去是，今后还将是广泛而多元化的。鲁安曾多次指出，尽管红杉基金是一家集中证券投资公司，但它拥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制药、汽车和财产损失保险。
鲁安的投资观点从很多方面讲都在共同基金管理者中独树一帜。一般情况下多数投资管理都是以某种事先想好的投资组合概念作为出发点，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股票去填充投资组合。而在鲁安-卡尼夫公司，他们从选择最佳的好股这一观念出发，然后让投资组合围绕着这些选择进行。选择尽可能的好股当然需要做大量高水平的研究，在这点上鲁安-卡尼夫公司又一次有别于本行业的其他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建立起资金管理行业最聪明的作坊之一的美誉。它避而不用华尔街为券商准备的研究报告，而是依赖本公司自己对公司进行的广泛调查。鲁安认为他不是为公司的头衔而做调查分析，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名片上就会写着“比尔・鲁安——研究分析家”。这个观点在华尔街也是独特的。他解释说：“在华尔街典型的做法是，人们以‘分析员’的身份开始其事业生涯，但他们不断激励自己，以便能被提拔到更有名望的‘投资券商’的地位。这个地位被认为更独特也更有用。相反，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你是一位长期的投资者，分析员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正确的分析，资金管理工作就水到渠成了。”
鲁安独特的方略究竟为公司的投资者带来多少好处呢？有人曾经检视红杉基金1971-1997年的投资业绩。在此期间，红杉基金与标准普尔500的14.5％的回报相比，挣得了平均年回报19.6％的业绩。像其他集中投资一样，红杉基金取得了高于平均回报的成绩，但却有较大的波动。在此期间，市场的标准偏差是16.4％，而红杉基金为20.6％。有些人将此称之为高风险，但以鲁安-卡尼夫公司选股的细腻和努力，这个传统的定义在此并不适用。
巴菲特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9名资金经理人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全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如果要玩投掷硬币的游戏，我们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都能让硬币的人头一面朝上，这一点我们很确信”。巴菲特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让现场的所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凭借所谓的运气，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比尔・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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