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迁没有减退过伊顿广场的魅力，这个极品住宅区历来是政客、贵族、名流和富豪的热门栖身地。然而，变化在悄然发生着。
伦敦豪华地段的极品地产总是供不应求，某俄罗斯富豪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专程赶到伦敦购买位于上流住宅区伊顿广场（Eaton Square）的一栋豪宅。很不幸，他抵达时竟被告知：房产已售出。
高端地产代理公司Prime Purchase的总裁娜塔莉・赫斯特(Nathalie Hirst)说，这种情况在伦敦豪华地段竞争激烈的房市中并不少见。
她说：“伊顿广场是举世闻名的居住地，被认为是极品中的极品，其非凡的配套设施及毗邻骑士桥的便利条件意味着即使在房市低潮期，它也能吸引各路买家，无论是英国贵族、俄罗斯垄断集团、美国百万富翁还是中国亿万富翁。”
格罗夫纳（Grosvenor）房产投资公司的主管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说，尽管房市不甚景气，伊顿广场的房价在金融危机时期仍然保持强劲。格罗夫纳在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授权下，负责管理广场的地产。他指出，“市面上供出售的房产数量很有限，因此供不应求。”
阿亚顿威利(Ayrton Wylie)地产代理公司的合伙人谢默斯・威利（Seamus Wylie）认为，伊顿广场是“贝尔格莱夫皇冠上的明珠，在这里住的都是行业老大和搞对冲基金的家伙”。
身着金属灰制服的看门人守在房屋前的台阶上。冬天清晨，街道一片宁谧，等待六十岁的屋主从墨绿色的宾利车里款款出来；也常见到穿着蜜桃色夹克的老妇人，由管家陪着在广场周围散步养生。
广场住宅区的主人总是非富即贵。《纽约时报》1937年5月26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英国首相间的权力更替：“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和将在本周五上任的准首相纳维尔・张伯伦的家具车，很快将在唐宁街10号与时尚的伊顿广场之间擦肩而过。”
嵌在广场各处的蓝色铭牌显示了它的高贵身份。其中一块是献给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的，他是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的伯爵，也是甘地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代的印度总督兼张伯伦政府的外交大臣；另一块则授予曾在此居住的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银行家与慈善家。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授命希特勒成为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前是驻英国大使，也曾居住于此。当然，这块宝地也不只吸引政客与商人。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费雯丽（Vivien Leigh）、罗杰・摩尔（Roger Moore）以及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曾经也都是这里的主人。
广场目前的屋主包括画商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他与美食写手妻子妮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在此拥有一整栋屋子。杰拉尔德・格罗夫纳，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兼广场大部分不动产的所有者，在这里也有一个家，尽管他绝大多数时间在柴郡的伊顿厅度过。中国地产开发商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刘鉴雄也被报道以3300万英镑（5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下这里一栋带泳池、影院与员工卧房的豪宅。
在花园委员会的年会上，并不是伦敦的每个广场都有资本吹嘘自己的业主与男爵夫人—譬如简・道内（Jane Dawnay）夫人与比肖夫（Bischoff）夫人（劳埃德银行主席温・比肖夫爵士之妻）—过从甚密的。
伊顿广场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历史上的战略意义。当年英王乔治四世决定将白金汉宫用作皇宫之时，国王路(King's Road)穿越的地带成为朝拜国王的绝佳所在。1824年，威斯敏斯特第二任伯爵、拥有这块土地绝大部分（即如今贝尔格莱夫、皮姆利科及梅菲尔地带）的理查德・格罗夫纳(Richard Grosvenor)委托建筑大师托马斯・丘比特（Thomas Cubitt）将广场改建成大型联排别墅。
其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偌大的房子，毗邻斯隆广场、国王路以及切尔西皇家医院的便利条件。正如某要求匿名的住户所言：“我爱死了伊顿广场，原因在于它所处的位置、高品质的花园、照明安全以及门房服务。我很喜爱建筑的整体品质、厚实的墙体、透进房间的光还有它的宁静。我也喜爱门前宽阔的街道。”
这里的户主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渴望住在这样的地方—当然也有例外。佩特拉・埃克莱斯顿（Petra Ecclestone）,一级方程式赛车创办人伯尼・埃克莱斯顿（Bernie Ecclestone）21岁的女儿最近刚搬进一栋四室的豪宅，售价2500万英镑。她的新奢侈品牌Form的办公地点就在伊顿附近。她说：“我喜欢住在伊顿广场。附近各种室内设计商品店很棒，能不断激发我的家装灵感。”而真正的卖点是“对我的四条狗来讲这里棒极了，它们不太吵，这样我就能宁静地入睡”。
然而广场的魅力远不止在建筑本身、网球场及其宁谧的环境。社会评论家、《上流社会青年指南》的作者彼得・约克（Peter York）说：“伦敦的广场总是比街道受欢迎。它们面朝绿地，向内的设计，它们看起来像个私人俱乐部。”在伊顿广场附近长大的心理学家、《富贵病与自私的资本家》的作者奥利弗・詹姆士（Oliver James）则持反面意见：“过去常有一些空负盛名的人住在那里。这很悲哀。”
某位希望匿名的近30岁本地女企业家说：“感觉像在一个团体里。如果你偶然遇到某人（恰巧是邻居），你就会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那是种安全感。你知道你们可以自由交谈；对彼此的尊重自然流露。”
这种俱乐部式的亲近感甚至延伸到家庭员工身上，她说:“这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司机。他们相互熟识，给彼此建议，（或是）相互打电话告知交通管制的动向。”
当然即使在社区之内，对于位置的微妙竞争还是存在。克拉克观察说:“北边（由丘比特设计）比南边（由威廉・霍华德・塞斯-史密斯设计）受欢迎一些。北边更开阔点，外墙打了更多持久性粉刷层，公寓也更大。”然而，若是说南北有明确分界线，则有些夸张了。
《地面控制：21世纪城市的恐惧与欢乐》一书的作者安娜・敏顿（Anna Minton）认为，尽管伊顿广场为超级富豪的聚居地，但它并不是一个“隔离区”。“过去十年，伦敦的区域划分两极化很分明：富人的热门地带与穷人的冷门地带”，她说，“伊顿广场一直维持着它黄金热门带的地位。但是那些开放性街道意味着它与那些门禁森严的富豪社区—譬如由Candy Brothers开发的第一海德公园（One Hyde Park），其公寓的窗户具有防弹功能，内部使用净化空气—大为不同。”
敏顿说，它证明“富人（区域）也能拥有睦邻友好的氛围”。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有其限度的。正如有位户主评价的那样：“没有人会来敲门借勺糖。大多数人并不总是待在这里。”
观察家们认为，在新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管理下，伊顿广场有了变化；他把格罗夫纳家族推到一个更为商业的角色上。格罗夫纳文具公司就在伊顿广场的拐角处，公司主管亨丽埃塔・玛考斯兰（Henrietta McCausland）已经为户主设计晚宴邀请函二十多年了。她说，“格罗夫纳在推广广场方面比过去卖力得多。他们不能干坐在那里守株待兔。”
约克说，“过去它更富有魅力—著名演员与超级富豪比肩而邻。老公爵情愿降低租金把房子租给他喜欢的人，为的就是维持一个与众不同的社群。它原来就是个味道醇厚的大布丁。现在形势不同了，它更加商业化。”
格罗夫纳几乎拥有广场380多套公寓的所有权（其中一些产权在独立法人手上）。它的经营体系很独特，60%的公寓其租期/产权期低于21年，也就意味着惯常的承租人权利在此没有保障。
克拉克指出说：“这种租约到期后，理论上讲他们必须离开，房产与他们毫无关系。”这样的方式填补了出租与高价购买长期租约之间的缺口。这是个“中档规模的产品，租期内租金固定且产权有保障。有些人租下这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在职业生涯期间在伊顿广场有个20年的长期公寓。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因为这里的租约税符合预算，或者因为这样有利于遗产与不动产的规划。”风险是租户很可能把资金都投到了这个房子上，租约到期时才发现无家可归。
广场的许多房产为国外超级富豪所拥有，作为他们在伦敦经商的基地；这些人常常在纽约与香港也拥有地产。有几处房子则属于银行，租来给老员工用。而很多伦敦的业主往往在乡下另有房产。奥利弗・詹姆士认为这对广场的“个性”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在它几乎是个匿名区域了。”
海外财富在伊顿的历史上也不是件新鲜事了。在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904年的小说《金碗》中，伊顿广场是美国大富豪亚当・福佛的居住地；他通过摩天大楼与电梯生意获得数百万资产。依据雅典大学英国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安娜・黛丝波托波罗（Anna Despotopoulou）的说法，“福佛通过向自己与家人提供很有社会地位的财产征服了英国。当他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荷南多・柯蒂斯联系在一起，他的改变旧世界的欲望就被描述成帝国主义行为。”其地址的象征意义很重要。如黛丝波托波罗所言，“不可估量的财富在他所购下的那些昂贵地产里得到彰显，说明其在财政上所向无敌。”
在作者眼里，如伊顿广场这般声望很高的地段，当时正受到新兴海外资本的觊觎；那会儿主要是美国。然而彼得・约克说，今时已不同往日。“过去，外国人来此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魅力伦敦的一部分。如今，这里只是海外富豪们众多财产中的一部分。与把此处作为长期居所的人们不同，这些外来者并没有同样的公德心。”
（译者：小英）
（本文选自《FT睿》杂志2010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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