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辛普森也是查理・芒格的老朋友，因此他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芒格先生。辛普森认为，芒格没有思维定势，想法常常与众不同。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芒格经常持与巴菲特持相佐的意见，但芒格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因为“如果有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没有想到，那很有可能两个都想不到。”
比如，在对待本杰明・格雷厄姆这件事上，芒格并不和巴菲特一样对格雷厄姆特别有感情或者特别欣赏。其实芒格先生与格雷厄姆也是老朋友。他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因此两人得以熟识起来。这两个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崇拜并刻意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各自的大儿子都因病早逝；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感兴趣；都喜欢引经据典；都是出了名的正直、忠于目标和尊重事实。尤其在独立思考上，正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芒格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思考方式与格雷厄姆是如此的相像。
然而格雷厄姆的一些观点芒格并不赞成。“我认为很多都是无稽之谈，”芒格直截了当地说，“完全无视现实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格雷厄姆的思想“有盲点”。所谓的盲点，就是对经验的某些方面的否认和忽视。就像格雷厄姆，他“没有意识到有些生意值得前期投入。”对于格雷厄姆的“香烟屁股”。芒格对此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他认为这不是好生意。他对于溢价购买资产相当保守。“我从来不会超出内在价值的股票——除非在很少情况下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在负责买卖，”芒格说，“很少有人值得你多付一点钱以获得和他之间的长期合作优势。投资游戏总是要同时考虑质量和价格，关键就是用付出的价格得到更好的质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芒格认为格雷厄姆方法在他的那个年代（30年代）适用，现在而言，如果一家企业陷入危机，资产负债表上的东西也会随之消失。而且你无法完全撇开员工，将公司营运资本打包带走。而且，目前类似格雷厄姆标准的“廉价股”也都消失了。
芒格指出，格雷厄姆也很少谈及管理，他总是认为，管理中的信息常常被扭曲，容易误导大众。但芒格认为，正是能辨认出一些公司管理的优势和内在动能，才能使得自己对于一些高出账面价值2-3倍的公司做出更好的判断：它们仍可能是被低估的。芒格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从长期来说，一只股票的回报率跟企业发展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一家企业40年来的盈利一直是它资本的6%，那在长期持有40年后，你的年均收益率不会和6%有什么区别——即便你当初买的时候检的便宜货。如果该企业在20-30年间盈利都是资本的18%（ROE），即便你当初出价过高，回报依然会令你满意！芒格这个判断得到过杰里米・西格尔教授的数据支持，即便在1973年泡沫最高峰买入漂亮50股票的人，在20年后依然能超越市场，取得不错的回报。但这并不成为“任何价位下都可以买入伟大公司”的理由。
不过，芒格先生还是赞同格雷厄姆最基本的理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格雷厄姆是“伟人”，理由是格雷厄姆从来没有正确预测过市场。芒格又说，格雷厄姆使用的方法，他和巴菲特都喜欢，“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价值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当你买进卖出证券时，衡量依据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当时的价格——我认为这种理论永不过时。”对于格雷厄姆提出的“市场先生”系统，芒格尤其赞不绝口。他说，将市场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每天都可能给你机会的人，这一点对巴菲特建立自己的体系太重要了。
财经作家卡罗尔・卢米斯在《财富》杂志上撰文说，芒格遇见巴菲特的时候已经对于好生意和坏生意之间的差别了然于胸。多年来他一直向巴菲特灌输自己对于好生意的概念。1972年，后来并入伯克希尔的蓝筹印花以账面价值的3倍买下了喜诗糖果，开创了好生意的年代。巴菲特同意卢米斯的说法，“本・格雷厄姆教会我买便宜货，而查理把我推进了不要光买便宜货的投资方向。这是他对于我最大的影响。要把我从格雷厄姆有局限性的观点中释放出来需要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查理的意志力。他让我视野变得更开阔，”
当然，巴菲特也是“逐渐改变的”，他说，“我并没有一下子从猿变人或是从人变猿。”不过，从此以后，巴菲特“开始非常热衷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优质业务”。最终，巴菲特从一味地拣便宜货到愿意为得到优质资产而付出更高的价格。巴菲特说：“好家伙，要是我只听本的话，我可能比现在穷得多。”这就是芒格先生发现格雷厄姆思想盲点的重大意义。至于格雷厄姆，即便他的思想“有盲点”，也不能阻止他成为“伟人”。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所定义的真理通常与事实或实在相一致。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能被普遍接受，其中的原因就是“有盲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思想的盲点并正确地修正，查理・芒格先生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出色，这大概是他长期以来“探寻智慧”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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