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首席记者 林伟
当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从那位神秘媒体人士嘴里脱口而出的时候，在场的经济家们无论如何应答都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在“郎顾之争”这杆极具“品牌”号召力的大旗下，国内经济学家的范围圈定与“集体失语”这一极具思维冲击力的“品牌理念诠释”词汇，和着各路媒体竞相跟风考问的节拍，就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国内所有自视为经济学家的人物一网打尽。
2004年8月，发表“讨顾檄文”的郎咸平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讨顾”行动赢得了无数“反对”或“赞同”的声音，得以摆脱“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那种孤独呐喊于生人之中而无一人应和的“厄运”。
“造炮专家”郎咸平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炮轰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表示，他和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18.88,-0.57,-2.93%)以及ST襄轴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的目的。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分析认为，海尔管理层通过依法不能对外投资的职工持股会，对外进行投资设立海尔投资公司(海尔职工持股会持有该公司98.6%的股份)，通过海尔投资完成对海尔中建的投资控股，再通过一连串的关联交易实现海尔中建对海尔集团的控股。如此一来，海尔职工持股会最后就成了海尔集团的真正主人，海尔曲线MBO得以成功。与海尔曲线MBO成功相对应，自然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郎咸平要求海尔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并说明海尔投资当初成立时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海尔商标专利权和零部件供应权的。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后的8月14日，郎咸平抛出《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对TCL公司2003年的财务指标提出质疑。郎咸平认为，回首TCL的历程就会发现，TCL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就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的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因此，TCL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功，不是企业改革的成功，而是李东生及其公司高管层的成功，是MBO的成功。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
从对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的炮轰质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结论是：MBO不适合中国。对于这一结论，郎咸平分析说，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却从未强调国企的高管人员应有的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数企业利用，成为侵蚀国有资产的理论武器。如此一来，在产权还未转换时，国有企业老总就可以合法地做不好，一旦产权转换成功又立刻能将企业做好，并且还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这种一心一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最后，郎咸平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在引入充分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淘汰机制的基础上，通过高薪、激励期权或少量持股等方式，对国有资产管理者进行激励。
诉诸媒体，面向公众，对众多如日中天的大企业进行指名道姓地“攻击”，此举意味着郎咸平凭藉众企业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造好了一枚又一枚威力巨大、等待引爆的市场炮弹。炮弹“兵临城下”，企业积极或消极的回应自然就成为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就为炮弹最终引爆创造了条件。在对企业指名道姓进行“攻击”的同时，郎咸平还对国内学界炮制出来的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理论基础提出强烈质疑，从而为众学界大腕参与本次论战纷争埋下伏笔。
“点炮圣手”顾雏军
面对郎咸平造好等待引爆的三枚炮弹，海尔与TCL采取的是冷处理措施，即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与郎咸平进行交流、沟通，让威力巨大的市场攻击炮弹变成了“哑炮”。如，在媒体记者围追堵截中的海尔掌门人张瑞敏，对有关郎咸平质疑海尔的问题只是付之一笑。他说：“国有资产问题有国资委管着呢，我们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TCL的掌门人李东生更是与记者打起哑谜，他反问：“郎咸平是谁？”
与海尔、TCL的冷处理不同，顾雏军从一开始就态度强硬。“告那家伙！”这句西洋人的口头禅，2004年8月在顾雏军这儿被付诸实践。8月13日，郎咸平接到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送达的律师函。函中指出，郎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网站刊登转载后，对顾造成了诽谤。因此，函中要求郎咸平必须采取如下行动：1.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他的演讲。2.如果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其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完成下列行动：1)要求新浪从其网站撤掉该文，而且要公开予以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2)要求《东方早报》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3)要求《香港商报》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4)给顾雏军一份郎咸平的演讲稿件。
面对措辞强硬的法律文书，郎咸平回应的是“三个绝不”的声明：充分尊重媒体，媒体只要对演讲进行公正负责任地报道，就不必与演讲者内容完全相符，绝对不会要求媒体做任何形式道歉；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自己的演讲稿，请对方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绝对不接受律师函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与自由的口气。
针尖对麦芒的结果，自然是矛盾升级。2004年8月16日，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于是，郎咸平预制的市场攻击炮弹得以初步引爆，“郎顾之争”正式走向中国市场江湖的风口浪尖。
“集体失语”强刺激
之所以说“郎顾之争”的炮弹在顾雏军这儿只不过是初步引爆，是因为从郎咸平到顾雏军，两者尽管在攻守之中各有迂回——郎咸平的攻击是从企业财务数据的个案推演至当前国家有关“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宏大叙事模式的质疑，顾雏军则直接避开财务数据本身的锋芒径直拿“人身污蔑”说事，但最终呈现的格局却是两人点对点模式下个人恩怨的纠缠。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角度观之，一句“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的裁决”足以让众多媒体关注消弭于无形之中。不过，恰在此时，《北京晨报》实习记者一句具有强刺激功效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追问，让“郎顾之争”彻底改变了方向。
2004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举行《经济学家茶座》出版4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一位神秘媒体人士突然发问：“对于近日备受媒体关注的‘郎顾公案’，国内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在场的赵晓警觉地问：“你是媒体的吗？” 随后，猝不及防的经济学家们一番扭捏作态、推推搡搡之后，还是赵晓接过了扩大郎顾之争“点炮战果”的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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