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时，胡佛总统号召国人节俭、进行储蓄，经济危机阴影十年挥之不去；2001年当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经济发展再次陷入低潮时，布什总统号召国人去尽情消费，“买你想要的车买属于自己的房子”，买房消费成为一种爱国行为，无意中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刺激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继续运转成为各国政府的大事，美国政府率先动用近8000亿美元对金融市场进行救助，随后推出第一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为了压制其国内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改善通货紧缩，美国开动了印钞机，启动了第二轮的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实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汇率制度下，美元的迅速贬值再次将人民币推向快速升值的风口浪尖，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逐渐失力后，刺激消费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必然选择，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也成为政策决策层的工作。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走低，美元的贬值成为一致预期，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黄金价格更是威风凛凛地不断挺起，国际游资积极寻求进行新兴市场的机会，随着国内4万亿投资资金的逐步投入和流动性的充裕，房价、农产品价格、棉花、柴油甚至中药材的价格持续上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全面“被涨价”，由于生活必需品不具有消费的递延性，在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物价的持续上涨“结结实实”地侵蚀了国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必然会引起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出台。
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的类型一般分为两种：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根据经济学原理，在供给与需求都在增加时，则GDP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的上升，然而物价上涨不必然地意味着GDP在增长。在担心世界经济是否会面临着第二次探底的大环境下，在原有经济引擎逐步减速下，在信心比黄金更可贵的“抗危机”阶段，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难以自圆其说。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在我国实行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但是当资本管制未能严格有效时，则将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币值的稳定。在我国资本账户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国际游资的进入和藏身之处更显得扑朔迷离。中央银行通过加息或是提高准备金率来应对通货膨胀，收紧的是银行体系内的流动资金，使得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的企业提高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通过PPI的传导，进一步加剧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当商品价格上升时，商品供给的意愿增加，企业更愿意通过其它途径获得资金进行投资生产，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了缓解升值压力，央行不得不再度投放基础货币，使得提高准备金率的紧缩效果大打折扣，在货币政策调控陷入两难困境时，行政政策的出台也在情理之中，在物价保卫战中“修池筑墙”，国际热钱对政治动态一直都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功成身退”后需要另谋出路。
国际游资对英镑与泰铢的狙击、在日元升值中在资本市场里翻云覆雨地为虎作伥，使得其声名狼藉，许多国家拒之千里之外。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国际游资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国藉借国际资金开运河修铁路、并购重组缔造了许多世界级企业，实现了国强民富，用不足30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体。而新兴国家也需要资金来进行发展建设，当国际游资为逐利不请自来时，在货币政策调控陷入困境时，显然不能任由游资肆意妄为。
那么，将热钱引入资本市场是否合适？首先，我国资本市场经过近20年的建设与发展，法律规范相对完善，各种类型的投资者都有一定的投资经验积累，股票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股指期货也应运而生了，股市规模约达24万亿元（2010年9月），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对热钱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地推进，倒逼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壮大。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较小，品种较为单一，债券融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其作用并未得到全面的发挥（2009年债券市场融资占比为12.76%，今年在大力发展可转债融资的情况下，截至9月份，债券市场融资占比也才为14.8%）。对寻求较低风险的投资资金，发行各种债券即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满足一定的投资需求，也藉此扩大债券市场的规模，引导债券市场实现从量变到质量的飞跃。此外，通过证券化的手段，引导热钱进入企业生产领域，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资本市场的泡沫总是在最光彩夺目时蕴藏着腾腾的杀气，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比例较低，个人投资者仍然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在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时，经常成为欢宴的买单者。资本泡沫的监管一直是个难题，而泡沫破灭后的哀鸿遍野和元气大伤也令人不寒而栗。诚如教授所言：考试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也只有考试。不由令人心生感慨：寻得万全的良策何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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