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一年，明年是“十八大”中国核心领导层将换届。在这种敏感、重大的时刻，按理说一切应该以稳为主，不宜大改大动。不过，如果“稳”变成什么也不做，那么付出的机会成本就太高了，如果不发展、不改革，代价太大。
回顾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中国一直忙于应对经济波动，2008年之前是搞宏观调控，2008年以后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搞强刺激，2010年又转了一个大弯，开始逐步紧缩，搞不成功的房地产调控。主要精力被经济波动牵制了，在制度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上自然就忽略了。说白了，这几年中国忙于经济事务，但忽略了改革。
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在经济政策、市场、政府行政体制多个方面都有反映。比如，政府越来越大，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经历了金融危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进反退，“国进民退”、国企垄断则继续强化；政府的确比过去拿出更多钱来解决民生问题，但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却日益增多，造成问题的机制和根源则基本上未触及……在我们看来，涉及政府的精力分散固然有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不在此，而是因为改革受到了抵制，不愿意改革的力量增强了。
中国在形式上越来越市场化，看起来与西方相似，“股票”、“债券”、“资本”、“收益曲线”或“市场”这些字眼，在中国出现得越来越多，甚至比国外更频繁。但在一些国外人士看来，这些看似一样的字眼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却有着与国外很不相同的意味。
谁在影响中国的改革决策？谁在抵触中国的改革？安邦研究团队在2006年曾经提出，利益集团是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抵制改革的是一些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在《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中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特殊的“国家队”——国有企业群体，它们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在作者看来，“大而成功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规则改变者”。
在沃尔特和豪伊看来，一个金钱频繁倒手的复杂金融体系符合强大利益集团的需要。种种产品、监管机构、市场和规则都掩盖了中国巨额现金流的源头和目的地，在这种商业环境下，利益集团掠夺巨大的国内市场并积累巨额利润。在全国范围的垄断——或者更糟的寡头独占背景下，这些商业群体不希望变革，也不认为需要外国的参与。
沃尔特和豪伊认为，事实上存在两种“中国经济”：一种由外企和私营企业主导，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创造惊人增长。这两个地区运行的自由市场与英国19世纪的自由市场差别不大，吸引了进入中国70%的外资，贡献了超过70%的出口。第二种则是由国企主导的增长较缓的经济，在第二种“中国经济”中，国企仍然给员工提供某种社会保障。当然，这种保障并不会外溢到更大范围的民众。“国家队”在这个市场呆得太舒服了，它们不仅在国内市场拒绝接受有意义的竞争，也无意于真正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者，因为要从“国家队”变成“国际队”面临着巨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市场怎么可能发生有意义的改革呢？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我们看来，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已跻身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的市场机制与市场环境却并未完全理顺，我们是带着许多的问题在迅速奔跑。速度也许会暂时掩盖问题，但问题却不会因为速度而消失，一旦速度放缓，我们仍要从头解决问题。因此，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忽视改革，不能因为部分利益集团的抵触而停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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