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森・茨威格到皮特・贝弗林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这倒不是说我像孩子们一般，而是说可以乘着这个美好时光多读一些书。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不管受过多少教育，在回顾过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得还不够，不过我尽量尝试着避免这种遗憾。李剑先生在最近一次题为《投资让人生得到升华》的演讲时说，他在1999年转向价值投资的最近十年里，读了上千本与投资有关的著作，数量比当年读大学时十倍都不止。对此我非常敬佩，因为我读的数量与他相比还差得很多。
投资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自己资产不断增值，这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如果过分追求这个目标，则可能物极必反。一个确切的事实是，生活中有比投资更快乐的事。贾森・茨威格先生曾说他在机场的一家书店不经意间买了一本《科学美洲》，看到一篇有关神经经济学的文章。茨威格在其中惊奇地了解到，大脑被切去一半的人，会以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的方式去计算概率。就是这篇文章，促使茨威格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理论的方式去认识投资，于是也就有了《当大脑遇到金钱》这本无比奇妙的书，这使得他拥有了“更快乐、更有意义的人生”。
三天前我读了约翰・博格先生的《共同基金必胜法则——聪明投资者的新策略》，我才知道，杰瑞米・格兰桑原来还是指数投资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这着实让我快乐。但是假如我不读书，我就不可能知道这些故事。格兰桑先生是我最崇敬的投资者之一。他曾在2010年发表了著名的《红色中国的警报》。在这篇报告中，他列出了中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十个特征，从而引起了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大讨论。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位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却不知道早在1971年的下半年，格兰桑就决定不受干扰地进行指数投资。在当时的一个研讨会上，他提出了这种做法。不过直到1973年都没有人接受。一直到1974年12月，他的基金才吸收到第一个指数客户。正如博格先生所说的，指数基金在学术界早已声名鹊起，但在投资界却很少被接受，因为“公众投资者对此没有任何需求”，这与沃伦・巴菲特对价值投资早已被人所知但却从未蔚然成风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概是去年下半年，我就拥有皮特・贝弗林（Peter Bevelin）的《探索智慧：从达尔文到芒格》一书，这是一本理解查理・芒格先生格栅思维的入门书，但是我却无法轻松地阅读，因为它艰深无比。直到除夕前后，我耐心地读完贾森・茨威格的《当大脑遇到金钱》，我才明白了其中“艰深”的奥妙，这是因为我从未接触“神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缘故。幸好我能够读到《当大脑遇到金钱》，否则贝弗林的这本书肯定还会被我束之高阁，而任其“素�灰丝时蒙卷轴”了。但是由于读了《当大脑遇到金钱》的缘故，现在我大抵还算看得懂贝弗林的这本书了。
所谓的“神经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在2002年提出。“神经经济学”运用神经科学技术来确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神经机制。这里的所说“经济”一词指的是人类或其他动物在评价选项(alternatives)所做出的任何决策过程，这门学科综合了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神经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经济学试图用一个单一的、逻辑上统一的形式来整体描述所有的选择行为；心理学考察价值在主观估计和客观估计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方式，并提出种种心理模型来解释这些观察到的行为偏好；神经生物学则着眼于最简单的、可能存在的神经回路来解释最简单的可测量的行为元素。借用当时脑成像技术，神经经济学可以直接测量思维和情感，从内部观察人的行为，探讨“黑箱子”问题，从而促进我们对大脑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于是，在投资中出现的千奇百怪的现象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而茨威格的《当大脑遇到金钱》就是其中解释得最好的一本书。它可以引领我们更好地理解投资决策到底是如何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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